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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经之祖《参同契》述略（丁巍）
" 丹经之祖《参同契》述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丁 巍 《参同契》，亦名《周易参同契》，系东汉时期专论炼丹术原理的道经名著，世界现存最早的性命学说经典，探索人体内在奥秘、破译生命密码、使人延年益寿的旷世奇书。是书体系依托中国古老的宇宙全息理论，附会黄老思想及《周易》象数原理，论述炼丹、内养、修仙之道，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法而契合于一，故名之。 撰者认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世间万物之生成演化皆因阴阳消长，坎离交媾，气运流转所致。炼丹求长生者须掌握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卦爻变化之理，方能从事炉火烧炼。书中所论炼丹火候抽添进退，亦以汉代流行的卦气纳甲说、十二消息说、六甲孤虚说为本，旨在证明人与天地、宇宙有同体、同功而异用的法则，将易道与丹道结合，遂使丹术得以升华，从而为古老的炼丹术以及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外丹学（为身外的矿物化学）和内丹学（为身内的修炼之学）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道教养生学的理论基石，开创中国古代化学、药物学、天文历算等学科的先河之作。问世后一千八百年间，对中国古代哲学、道教、文化、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医药学、养生学乃至政治学等影响深远而巨大，遂被后世丹道仙学家推为“万古丹经王”（宋张伯端《悟真篇》。）和“丹经之祖”（明杨慎《古文参同契集解·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 炼丹术包括外丹和内丹，是中华科技文化的结晶、中华道教炼养术的精华（张其成《〈周易参同契〉探秘》）,而《参同契》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千古难解之谜，加之其“词韵皆古，奥雅难通”（宋朱熹《参同契考异》。），于是后世著述蜂起，代不乏人，见仁见智，歧论纷呈，或训解文辞、或发明义理、或考订校勘、或研究论证、或借注解而另立体系，总之各具特色。 一向被视为世界近代化学先驱的古代炼丹术，追本溯源及文本比对，西方最早的炼丹古本、威尼斯所存希腊文抄本《圣·马克（MS.of St.Mark）书稿》乃10世纪之遗物，其成书不早于公元4世纪（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75页。）。时至1932年，吴鲁强（梁任公先生之女婿）与戴维斯（T.L.Davis,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教授，主持中国炼丹术学科研究）首次将《参同契》译成英文，为世人所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学术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三部分专题探讨论述《周易参同契》并明确指出其“在化学史上占首要地位”。国内外许多化学史、科技史专著以及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均给予它应有的地位与评价（参见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98～99、152～154、295～301页）。而书中所描述的一些化学现象，亦正在得到现代化学的证实，这充分表现了一千八百年前中国人在化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关于《参同契》的著作者，是一件历时久远的公案。主要一说为东汉魏伯阳撰。《参同契》正文中有一段瘦辞（隐语）：“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敷陈羽翮，东西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这段谜语暗含了“魏伯阳造”（“造”一说为“著”）四字。宋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下自注曰：“此乃‘魏伯阳’三字隐语也。委与鬼相乘负，魏字也；百之一下为白，白与人相乘负，伯字也；汤遭旱而无水为易，厄（应为陈）之厄际为阝，阝与易相乘负，阳字也。魏公用意，可谓密矣！”（《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晋葛洪《抱朴子》亦云“魏伯阳作《参同契》见《五相类》，凡二篇”。（今本无，此见《道枢》卷26所录唐刘知古《日月玄枢论》引，葛洪《神仙传》卷2亦有同样记载。）至《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五相类”始著录，诸家史志书目具题魏伯阳撰。 然而，在唐代前后，还很广泛地流传着另外一些说法。《道藏》所收伪题长生阴真人（阴长生）注实为唐无名氏注本《序》云：“盖闻《参同契》者，昔是《古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从事，北海人也。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项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补续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叔通亲事徐君，习此经夜寝不寐，仰观乾象而定阴阳，则以乾坤设其爻位，卦配日月，托《易》象焉。”唐刘知古《日月玄枢论》引玄光先生之言也说：“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魏君为作中篇，以传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道枢》卷26引。）《道藏》容字号所收唐无名氏注本之《序》亦有类似提法，但不尽相同，云：“凌阳子于崆峒山传与徐从事，徐从事传与淳于君”，淳于氏加以论述，“便造篇名《五相类》，类解前文。”并说“第三卷淳于君撰，重解上下二卷。疑于（淳于）始传魏君”，而“魏君改为《参同契》”云云。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卷12自注所引的一篇《参同契》旧序中，就有如此一段话：“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这虽未言淳于氏撰或注，却非常清楚地表明徐从事及淳于叔通与《参同契》有密切关系。至于五代彭晓注本《序》所说，魏伯阳作《参同契》，“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则似乎是捏合两说的一种推测而已，未必有所据，其为时已晚，不足为凭。 综合前述的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参同契》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若考察《参同契》的文体，的确不尽一致，有四言体、五言体、骚体以及三言体《鼎气歌》等，故后人又由此而推论者。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云：“忽一夕于静定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阳作《参同契》，徐从事作笺注，简编错乱，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窃意三人各述一篇之说，未必不然，而《经》、《注》相杂，则又不知孰为《经》、孰为《注》也。”至明嘉靖间，又出现了所谓古文《参同契》，内容虽与旧本大致相同，而体制却正分为魏作三篇，徐《注》三篇，淳于《补遗》二篇。据明杨慎《古文参同契·序》，系由南方出土的石函中所得，是“未经后人妄紊”之古本。然据明徐渭《书古文参同契误识》，不过是明正德间道人杜一诚所分，乃杜氏“精思所得”，遂致杨误为古文罢了。由于杜本甚罕传世，徐渭注本亦流通不广，故杨慎之说得到许多人承认，而《古文参同契》也就成为《参同契》版本中一个新的系统。其中一些本子，并非只据杨慎之古本，也有以己意另为划分者，但始终沿袭了魏作、徐注、淳于补遗的主导观念。直到当今学者，又有从《参同契》不同文体之间的观点差异考证原书当不出一人之手，兹不细述。 明代之后，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参同契》并非东汉人所作，而是后人之伪书。其主要根据是《隋书·经籍志》未予著录。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隋朝以前，此书已屡屡为人提及、引用。除前文所述《抱朴子》、《神仙传》、《真诰》外，早在三国时虞翻就曾为此书作过《参同契注》（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易”字下注：“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北齐颜子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则是指书中“吉人相乘负”一语（汉碑“造”作“迼”）。即使在隋朝，此书亦未失传。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60引云：“《周易参同契》曰：‘古记提龙虎，黄帝美金华。淮南炼秋石，王阳加黄牙。’”此语见于今本。此足可证，《隋书·经籍志》未录，绝不等于书为后人伪托。 这里有必要再简介一下与《参同契》撰作有关的几位关键人物。 魏伯阳，一说名翱字伯阳，号云牙子，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人，又或为郐国（今河南密县）人，生活年代约在东汉桓帝（147～167）前后。《神仙传》卷2说他“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之。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其下并记录了他炼丹及仙去的传说。魏氏著述，相传尚有《内经》，佚，见《抱朴子·遐览》；《大丹记》1卷，见《崇文总目》著录，有《道藏》本，题魏伯阳撰；《感应诀》1卷，佚，见《崇文总目》著录；《丹经》1卷，佚，见《续四库阙书目》著录，或以为即《大丹记》；《还丹诀》1卷，见《续四库阙书目》著录，今存《道藏》本，题《七返丹砂诀》，盖唐人依托。 徐从事，其名不详，《古文参同契》指为徐景休，未详所据。北海（今山东寿张一带）人。年辈似略早于淳于叔通。曾职徐州从事。仅伪阴注本《序》中言及其事迹，不赘引。 淳于叔通，名斟，一说名翼，字叔通，或作叔显、长通。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人。三国谢承《会稽先贤传》云：“淳于长通年十七，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党称曰圣童。”（《太平御览》卷385引）梁陶弘景《真诰·稽神枢》卷12云：“汉桓帝（147～167）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167～189）大将军辟掾。少好道，明术数。服食胡麻、黄精饵。后入吴乌目山中隐居，遇仙人慧车子，授以《虹景丹经》，修行得道。”陶氏自注引《易参同契》旧序则谓：“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正，迁雒阳市长。”其他文献还记有他占蛇妖的传说。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19有详考。 另，关于《参同契》之书名，书中自言仅《参同契》三字，隋前文献大抵同。惟《真诰》自注作《易参同契》。案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引《参同契》凡六条，其中四条标名《易参同契》（卷3、402、403、985）。考《太平御览》多由唐以前古类书如《修文殿御览》等钞录，故疑《易参同契》亦由古类书而来，当系南北朝之旧名。至隋《北堂书钞》，方见有《周易参同契》之称，并沿袭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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