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反对贱视和残害妇女
在汉代，奴隶制残余仍相当严重，富贵人家，役使着很多奴隶，奴隶是受剥削、受蹂躏的底层，权贵者可以擅自加以杀害；而女奴的遭遇则尤为悲惨。当时的社会风气，普遍是男尊女卑，认为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贱视妇女。《太平经》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认为阴阳和合，才能生育万物，贱视和杀害女人，是违反天道、绝天地统的。主张保护妇女，使他们同男人一道并力同心进行生产劳动，得其农食，并生育后代，共传天地之统，即繁衍种族，增加生产。
卷三十五中说： “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人，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天道法，孤阳无双，致枯，令天不时雨。女者应地，独见贱，天下共贱其真母，共贼害杀地气，令使地气绝也不生，地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又说：“今但为乏衣食而杀伤之，孰若养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真人!是诚冤绝地统，民之愚甚剧也”。又说：“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或有妊之未生出，反就伤之者，其气冤结上动天……。夫男者乃承天统，女者承地统，今乃断绝地统，令使不得复相传生，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世，其罪何重也”。
卷九十三中说： “夫天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
概括起来说，《太平经》认为男属阳、女属阴，男承天统，女承地统，残害女子，使男女不能配合，等于是绝后世，灭人类，这是违反天道的，何况 “汝响不得父母传生，汝于何得有汝乎?”人人都是母亲生养的，当然不能贱杀“地母”。这种为苦难中的妇女请命的呼吁，是正义的、进步的。这对妇女争取生存的权利，对繁殖人口以增加地广人稀的汉代的劳动生产者，对社会发展，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九)人人应力作以获衣食，勿强夺人物
《太平经》卷六十七中说：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又说：“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轻，或所求索不和，皆为强取人物，与中和为仇，其罪当死明矣”。又说：“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为事，可以致富，反以行斗讼，妄轻为不祥之事。自见力服人，遂为而不止，反成大恶之子。家家空极，起为盗贼，则饥寒并至，不能自禁为奸，其中顿不肖子即饥寒而死。勇力则行害人，求非其有，夺非其物，又数害伤人，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君子为仇，帝王得愁焉”。认为天赋人以筋力，肯力作便可获得衣食，不懈怠地力作，便可聚财致富；如果怠惰，轻休其力，便会饥寒。有筋力不力作有罪，仗着有力去作盗贱，强夺人物，便是与天地为仇，罪当死。
卷四十七中说： “……比若寇盗贼夺人衣服也，人明识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名字为将军上君，此之谓也”。
卷一百十四中说： “父母之年，不可豫知。为作储待，减省小费，岁岁有余，藏不见之处，勿使长吏及小吏闻知。因缘微发，尽人财产，为孝心未尽，更无所有”。
这是对名为 “将军上君”、实为寇贼的揭露，是对长吏、小吏经常对老百姓敲榨勒索的揭露。认为“将军上君”、长吏、小吏与强盗是一丘之貉，都是仗己之“力”而强夺人物。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以何种方式取得生活资料，这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划分阶级地位的标志。劳动者，或为奴隶，或自耕而食；剥削者，或强迫奴隶劳动，或剥削地租，或放高利贷，或对人民敲榨勒索、仗势掠夺。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太平经》便提出人人应自食其力的主张，这是劳动者不满豪强、官吏、强盗掠夺人民财物的思想反映，也是劳动者对一切不劳而食者所表示的反对，含蕴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的意识。
(十)有财应救穷周惫，反对为富不仁
卷六十七中说： “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又说：“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又说：“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宁当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争讼自冤，反夺少弱小家财物，殊不知止”。
认为钱财是流通之物，富有者应当周穷救急，使其流通；可是富贵者却偏不是这样，把钱财封藏起来，见穷困不周济，或借给一点也要索取很高的贷利。他们为富不仁，使国家贫乏，使人饥寒。他们贪婪无厌，还不断用卑鄙的手段去夺取小户人家的一点钱财，是多么残忍啊 !《太平经》的造作者们，强烈憎恶为富不仁者，骂他们是老鼠。《诗经·魏风》中有《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隐喻讽刺富贵者。《太平经》则更是直率地责骂富贵者了。这里含蓄着对以帝王为首的富贵者的愤怒与仇恨，流露出对剥削者巧取掠夺、为富不仁的反抗!
(十一)反对事死过生、崇兴祭祀
卷三十六中说： “生人，阳也。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阴反过阳，则致逆气；事小过则致小逆，大过则致大逆，名为逆气，名为逆致。其害使阴气胜阳，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兴，共乘人道，多昼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绝，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又说：“反多张兴其祭祀，以过法度，阴兴反伤衰其阳。……阴强阳弱，厌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为其不平”。
《太平经钞 ·丙》中说：“上古之人理丧，但心至而已，送终不过生时，人心纯朴，少疾病。中古理浙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病，鬼物为祟，不可止，下古更炽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权，女子专家，兵革暴起，奸邪成党，谄谀日兴，政令日废，君道不行，此皆兴阴过阳，天道所恶，致此灾咎，可不慎哉?”
崇信鬼神的太平道，为什么会反对崇兴祭祀呢 ?一方面是同太平道主张兴阳胜阴、重生厌死的基本教义有关，另一方面是帝王及富贵者沼祀施用过奢，劳民伤财，加之民间亦崇祭祀，成为风习，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故而《太平经》的造作者反对过份崇兴祭祀。
《后汉书 ·祭祀·上》中说：“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古时祭祀较朴质简略，以后便渐渐增饰了。汉代帝王的陵墓，都是庞大的建筑，奉祀死者如同他生时一样，“自洛阳诸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輿水，陈严具”。大的祭祀则更为隆重奢侈。富贵者也是崇兴祭祀，不过因封建等级制而规模有别而已。“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经济负担，均来之于人民，劳民伤财，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因而《太平经》中的见解，是针对时弊而且有积极意义的。
(十二)反对穿凿土地
《太平经》卷四十五中着重论述了大兴起土功程的弊害。认为 “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天地是人之父母。“天养人命，地养人形”，人有大地母亲，才得到了农食，因而人应谨孝其地母。凡动土入地，不能过三尺，“一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三尺者，属及地身，气为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凶”。认为穿凿土地，深者下及黄泉，浅者数丈，便贼害了地母，“母内独疾痛无訾”，这是人对地母的不孝。“大起土有大凶恶，小起土有小凶恶，是即地忿忿，使神灵生此灾也”。地母“常怒不肯力民万物”，天父亦“怒不止，灾变怪万端并起”。
所谓穿凿土地， 指的是哪些功程呢?卷四十五中说：“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脉，宁疾不邪?今是一亿井者，广从凡几何里?……故人为冤天地已明矣”。认为井挖得太多，便使地气漏泄，失地母之血汁。主张人们当于出泉处饮之，不应妄凿深井汲水，贼病地母。又说：“今天下大屋丘陵冢，及穿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竖柱，妄掘沟渎，或闭塞壅阏，当通而不得通有几何乎?”又说：“今天不恶人有室庐也，乃其穿凿地大深……洞泉为得血，破石为破骨，良土深凿之，投瓦石坚木于中为地壮，地内独病之”。既反对开掘山阜以取金石，也反对妄掘沟渎，更反对挖开山以后在地中建大屋，然后覆盖而为丘陵般的坟墓。
在汉代，最招民怨的动土工程是为帝王及大官僚凿地营建陵墓，即《太平经》所说 “丘陵冢”。汉代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劳民伤财，工程很大。《前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命将作大匠万年营作昌陵，“积土增高，多赋敛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前汉书·谷永传》也记载有成帝造昌陵的事：“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敝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征役，重增赋敛，微发如雨，……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前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太后丁氏崩，葬于定陶，“发陈留、济阳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具载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等陵墓丈尺顷亩，皆十分高大。帝王如此，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以至吏民，皆慕效之，竟为奢靡，寝以成俗。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也指责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糯梓梗枬，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合祠堂，务崇华侈。”《太平经》提出反对大兴起土之功，主要是针对帝王及富贵者营造巨大的陵墓。《后汉书·殇帝纪》中说：“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意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太平经》认为这种随意妄发的“疏导”工程，既会烦扰于民，且使地脉闭塞壅阏，因而也持反对态度。
(十三)断 酒
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中说： “天下兴作善酒以相饮，市道尤极，名为水令火行，为伤于阳化。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胍便作，买卖失职，更相鬥死，或伤贼；或早到市，反宜乃归，或为奸人所得，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剋贼。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斛，又无故杀伤人，日日有之，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复致如此之祸患”。这段话表明，主张断酒盖意在：一、反对官府无故发民令作酒，大量损废五谷；二、帝王长吏纵酒会使政事凶乱，人民受其冤苦；三、平民酒醉发狂，会滋生事端，使社会不安宁。
卷六十九中说： “天之谶格法，太阳虽为君者，反大畏太阴，水之行也。水之甘良者，酒也。酒者水之王也，长也，浆饮之最善者也，气属坎位，在夜主偷盗贼。故从酒名为好纵，水之王长也，水王则衰太阳。真人欲乐知天谶之审实也，从太古以降，中古以来，人君好纵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乱，其官职多战斗，而致盗贼，是明效也。是故太平君方治，火精当明，不宜从太阴，令使水德王。火者，君德也，急断酒以全火德”。这是对主张断酒的又一种说明，认为汉君属火德，酒，五行属水，水属阴，水旺则剋火，衰太阳，不利于汉君。为维护汉君的统治，故当断酒以全火德。
两种解释虽有所不同，但认为纵酒则乱政、致战斗、致盗贼，使社会生乱、天下不太平则是共同的。
既认为酒是万害之端，如何 “断”呢?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中说：“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命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谪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谪九日。各随其酒斛为谪。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主张用鞭笞来处罚饮酒者，对卖酒者则罚以修城郭道路官合。
据《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四《饮酒缘》引《太平经》中说： “若千里君子，知国有禁，小小无犯，不得聚集；家有老疾，药酒可通”。似乎又不是绝对断酒，有远方的客人或者家有老疾，也还是可以少饮一点的。
《太平经》主张断酒，主要是反对官吏命令老百姓为其作酒，断酒可以节约粮食以资民食，断酒也可以减少差役。
(十四)提倡以“孝忠诚信”为大的封建道德
卷一百十中说： “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故勿得自放恣”。
孝、忠、诚、信，在汉代已成为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儒、道基本上是一致的，其目的也都在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封建社会秩序。
“孝、忠、诚、信”是《太平经》多处强调的道德观念，认为倡导这些，乃是治理天下的头等大事。其具体说法如下：
卷九十六中说； “天地乃是四时五行之父母也，四时五行不尽力供养天地所欲生，为不孝之子，其岁少善物，为凶年。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故好用刑罚名，其国常乱危而毁也。万物者，随四时五行而衰兴，而生长自养，是其弟子也。不能尽力随其时气而生长实老，终为不顺之弟子”。又说：“风雨者，乃是天地之忠臣也。受天命而共行气，与泽不调均，使天下不平。比若人之受命为帝王之臣，背上向下，用心意不调匀，众臣共为不忠信，而共欺其上，使天下恂恂多变诤，国治为之危乱。此三事者，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之赦”。在这里，“孝”和“忠”的观念已不仅是人世社会的道德准则，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四时五行、风雨、万物、人都必须遵守‘‘孝”、“忠”，违反了便会使宇宙一切为之凶乱、危毁。
卷九十六中说： “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合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则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诚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纯不相信，故上下绝以相欺。故上古举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纯不中，故危亡” 。意即天道、神灵及人民之间，要诚信而不相欺。人必须诚信天道与神灵。“有忠诚之信，所为所作，承奉不敢失小差。恐为众神所白，见过于上，有不竟年命之寿”。对天道、神灵诚信，则为神所护佑而得善报，否则，神会减人之寿。又说：“一身之内，神光自生，内外为一，动作言顺，无失诚信。五神在内，知之短长，不可轻犯，辄有文章”。意即人身中自有五神，完全知道人是否诚信，所以人对天道、神灵必须诚信。
《太平经》宣扬 “孝忠诚信”，主要在于用宗教力量来向人们灌输这种道德观点，强调其神圣性，使人们对上孝忠诚信于天道、神灵，在下能孝忠诚信于君主。反过来说，天主生、地主养，四时、五行、风雨不能使万物生长结实，以养人类，亦为不孝忠诚信于天地；君主如“好用刑罚”，伤杀生命，则亦为不孝忠诚信于天地。这样，道德观念就成了制约宇宙一切的规范和维系天地间、人世间兴衰的关键。这自然纯属虛幻之想。这同造经者奉天地、崇尚道德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十五)反对以智欺愚、以强欺弱、后生欺老者，主张人们应彼此相爱利
“彼此相爱利”即墨家“兼爱”、“兼利”之意。《太平经》认为“天”之心是要天下人皆相爱、相利，而不相憎恶，如同一父母所生养的弟兄。可是人世间却多以智欺愚、以强欺弱、后生欺老者的事，这便大逆天心了，故而百神憎之、不复护佑。
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 “智者当苞养志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与天心不同，故后必凶也”。又说：“都天下共一心，无敢复相憎恶者。皆且相爱利，若同父母而生”。
对于这些逆天心的人，天便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卷六十七中便说： (逆者)“为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复利佑也。天不欲盖，地不欲载，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穷于牢狱中，戳其父母，祸及妻子，六属乡里皆欲使其死，尚有余罪，复流后生，或成乞者之后，或为盗贼之子，为后世大瑕”。
《太平经》中所谴责、诅咒的这类 “逆者”，固然包括一切以智欺志、以强欺弱、后生欺老者的人，但是，造经者宣扬这一社会思想是特有所指的，是有意针对这样一些人，
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 “凡人家力强者，多蓄私财，后反多贫困，何也?神人言，此乃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这里指的是有势力的富贵者。
卷九十七中说： “以猾智知国，国之大贼也”。又说：“今五霸其臣悉无真道德，皆能作巧伪猾，所以相欺诈者，其臣多和邪猾伪巧，所以相惊动惑之道，或乃过其君。因而反逆，子杀其父，臣杀其君，下杀其上，悉怀无义夷狄之心，人人有巧伪之术，各有奸心，无有真道，故数反逆”。这里指出逆者中的首恶为霸臣。
卷六十九中说： “勇力则行害人，求非其有，夺非其物，又数害伤人，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君子为仇”。这里指的是强盗。
《太平经》同情受欺的志者、弱者、老者，诅咒欺人的为富不仁者、以猾智治国的霸臣以及以力行劫的强盗，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怎样实现天下人 “彼此相爱利”的理想呢? 《太平经》卷六十七中提出了：有道乐与人共之；有德乐与人共之；有财乐以养人的主张。亦即有道者应教人行道；有德者应教人守德；有财者应肯救穷周急。卷一百一中又提出了：“行仰善，与天地四时五行合信；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遗。……闻人有过，助其自悔”。总之，主张人们在精神上、物质上均彼此相爱相利，达到“天地阴阳万物，上下相爱相治，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复相憎恶，常乐合心同志”。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想调和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求得世人皆相爱利，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对人民亦有模糊阶级意识的消极影响；但在不太平的汉代，对豪门霸臣及富有者欺压人民的暴行，也还是有一定的揭露和谴责，认为他们违背了 “天心”，是有罪的。
上述十五点，不过是择其社会政治思想部分之较显著者，略为列举。因《太平经》是太平道的主要经典，故上述十五点基本体现了太平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不难看出，上述十五点主要反映的是广大受苦难的农民的思想。反映着他们的不满与憧憬，反映着他们既不满封建君主专制的腐败政治，但又认为封建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封建君主是天然统治者的矛盾思想，反映出他们为了生存而迫切要求改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太平道组织便主要是这些人中信道者的组合体。
反映在《太平经》中的这些要求改良政治的观念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呢 ?是天神的启示?是人们的悟性?不是。不能仰望渺茫的苍天，也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亦即不应当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是应当脚踏实地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这麦示封建制度已经建立，它要向前发展，但是阻力很大，奴隶制度虽已崩溃，但奴隶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加之豪强地主扩张领地，相互兼并，外戚与宦官倾轧争权，使社会出现错综复杂的激烈的斗争，战争连年。由于这些战争，更加深了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压榨，这又引起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消除这种局面的途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只能是谋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要求国家统一而不分裂，停止战争，要求在全国建立封建经济，要求建立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文化体系。这都必须强化中央集权，有能干的君主，以维护和发展封建制度。客观要求，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发展，人民处境才能有所改善。这些思想，首先是广大农民的观念反映，因而他们构思出了这个仍然是拥护封建制度的理想王国。由于造经者们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提出反对封建制度的主张，也不能不受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用传统的理论与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首先，造经者本身就是吸取传统的宗教文化、思想的乳汁成长的，不可能不利用传统的理论与语言；其次，在当时他们只有利用宗教理论与语言，才能有说话的权力和号召力。于是便造成用传统的宗教理论与语言，来表达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表达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这固然不免常常出现牵强附会和方凿园枘的矛盾，可是他们也只有这样和只能这样。这就是造经者为什么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的根本原因。
但这样的理想王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客观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即使有所谓 “明德”之君出现，也不过是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与压榨丝毫也不会放松，所以只要社会存在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太平”。这种灵光环绕的理想王国，不过是无情的社会中的苦难者的向往，枷锁上的幻花而已。
注 释：
⑴王明著《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二。本文所引《太平经》原文，均依据《太平经合校》。
⑵《前汉书·刑法志》。
⑶“比”，以例相比，犹今法律书中所举例案。
⑷《前汉书·刑法志》。
⑸《前汉书·刑法志》。“奇请”，即在原有条文之外，别有申请。“它比”，即引它类事例来比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