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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东晋南北朝迄唐北岳恒山道教探讨 罗燚英在《阅江学刊》2010年第5期中撰文指出，北岳恒山作为五岳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道教发展中关系匪浅。早在汉代，由于恒山钟灵，物产殷充，密合仙家服饵之需，就有仙家在山中活动。逮及东晋，恒山屡屡出现在上清仙真传记中，而且北方天师道道士还参与了北岳祠的建立与祭祀。自北魏寇谦之以来，道教长期努力参与国家祭典，五岳祭祀出现道教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隋唐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北岳道教随之亦大有发展。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祠祀北岳时，不仅有道士参与，仪式还采用了道教的醮仪。入唐之后，五岳祭祀道教化的倾向不仅体现在高宗朝、玄宗朝的封禅仪式以及武周时期的系列岳渎投龙仪式中，更在玄宗时期达到顶峰，其标志是五岳真君祠的建立。终唐一代，道教得到极大的发展，道教洞天福地体系最终形成，其中三十六洞天之第五洞天即北岳常山总玄洞天，北岳成为道士传习经典、隐居修行之重地。 明清以来道教唱道情在湖北的传播 张泽洪在《武汉大学学报》第63卷第5期中撰文指出，道教自唐代兴盛发展以来，已肇开与时代文学样式相结合之路。道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只要是社会流行的文学样式，总会打上道教影响的时代烙印。明清时期道情的演唱已完成与各地方言的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道情。道教唱道情与民间信仰的紧密结合，使道教的根柢更深入中国民间社会，因此在道教民间化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唱道情确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道情说唱是道教与民间文化结合的产物，在中国俗文化的艺术形式中，唱道情最能体现下层民众的心声。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道教的唱道情可谓融大小传统于一体。明清以来唱道情在湖北各地的传播流行，从宗教与民俗的侧面反映出道教与楚文化的密切联系。明清以来，楚地不同风格的道情渔鼓的盛行，有力说明道教思想在楚地民间社会的浸润影响。 《绿叶仙踪》的道教文化蕴涵 宋霞霞在《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中撰文指出，清代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写于乾隆年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以修道成仙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小说刚一面世，评者即将其称之为“大山水、大奇书”。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先生把《绿野仙踪》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清代中叶三大小说。《绿叶仙踪》的主人公冷于冰本是一个正统的读书人，与同时代的士人一样，他也把读书中举当成人生奋斗的目标。但是，仕途的险恶、官场的坎坷让他一次次体验到人生的悲凉与无常，最后他看破红尘，走上访道求仙的道路。全书围绕着冷于冰的修道成仙历程，从多个侧面展现了道教的教义与内容，是一次对道教思想和神仙信仰的全方位的文学表达。 北宋文人与茅山宗 张振谦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九卷第5期中撰文指出，在经历唐末五代的中衰之后，茅山宗在宋真宗时复兴，极盛于北宋后期。作为北宋道教的重要道派，茅山宗在当时社会影响颇大，与文人士大夫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北宋朝廷在茅山修建宫观并为之御笔题名，举行斋醮科仪、授箓仪式等活动，吸引了大量士大夫以不同方式与茅山道教发生联系。文人在其作品中宣传茅山道教，又反过来促进了茅山道教的繁荣。茅山秀丽的山水吸引广大文人在此修道、隐居、观光，同时茅山道士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士大夫与之交往。茅山道士与士大夫往来，一方面表明茅山道教在知识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道长们关心文事，广泛参加文化生活。茅山宗主要经典《真诰》与《黄庭经》也受到北宋文人的普遍接受和重视，对北宋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道教洞天福地之新探 李育富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中撰文指出，洞天福地的观念至迟在东晋时就已经形成。洞天福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洞天福地归于名山之中；二是洞天福地内容由山洞到囊括宫观，其中神圣性越来越加强；三是洞天福地体现出世俗等级性。洞天福地还影响着中国道教的神灵信仰，对道教思想的转型有过重要作用。洞天福地不仅仅是自然风景，还渗透着丰富的人文蕴涵。洞天福地作为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是一大道教文化。 （郝光明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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