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教创立过程的新探索

韩秉方在《世界宗教研究》99年2期上撰文，依据对古典文献及考古资料的考察研究，提出道教是接续原始宗教的中国最古老的传统宗教，它的历史要比学术界一般认为的上限时间久远得多，至少要上溯到东周的春秋时代。作者认为道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道教阶段、民间道教阶段和正统道教阶段。原始道教阶段是指道教的宗教思想正处于逐渐形成，原始的道教活动尚处于散漫芜杂，方士、道士们仍在孤单零散地施术作法，而未结成系统组织的阶段。其上限至少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民间道教阶段应以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经教人干政为起点。这时的道教，不仅已有了自己的经典，而且还形成了上下有别分等级的教团，只是此时的教团尚未受到朝廷的承认。道教由民间道教变成被封建朝廷承认并给予支持的正统道教，则要到公元5世纪中叶的南北朝时期。

对道教义理规范中“积极因素”的探讨

李养正在《世界宗教研究》99年3期上撰文，认为道教义理规范的四大基点是：重生、重和、重德、重术。作者通过对这四个方面教义的考察，认为道教的优良传统即为“尊道贵德，清静自正；道法自然，重生贵和”，道教义理规范中的积极因素便蕴涵于其中。作者指出，在弘传道教优良传统与积极因素方面，研究经籍及重刊和阐解、宣传其经籍义理的部门和个人，有很大的责任与中介作用。

道学及其八大支柱

胡孚琛在《世界宗教研究》99年3期上撰文，提出道学包括哲学的道家、宗教学的道教以及属于人体生命科学范围的内丹学。文章概括了道学的八大支柱，即人行道哲学、政治管理学、文艺审美学、医药养生学、宗教伦理学、自然生态学、丹道性命学、方技术数学。

从敦煌遗书看敦煌道教

周维平在《西北民族研究》99年2期上撰文，根据敦煌遗书中的地志残卷及道经题记，检查到敦煌地区的一些道观名称及其所在的地理方位，认为道教在敦煌曾经颇具规模。敦煌的道教活动，主要表现在道经的抄录与斋醮活动方面。敦煌地区道经的抄录有三种情况，一是道士一般事务性的抄写，二是抄经以供养祈愿，三是新入道受戒弟子抄写《道德经》及《十戒经》。作者认为，敦煌道教深受中原道教影响，并与敦煌大族联系紧密，敦煌道观多为当地汉族名流望族所把持。敦煌道教的最大特点是其对佛教的妥协性，一味地忍让着、包容着，以此来求得与显得有些霸道的佛教的和平共处。

早期灵宝经与汉魏天师道

王承文在《敦煌研究》99年3期上撰文，根据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一批早期灵宝经，探讨了汉魏天师道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及其对东晋南朝新道派的重大影响。国外学者较多关注灵宝经对大乘佛教教义的借鉴，作者则通过考察古灵宝经中对天师张道陵形象的塑造、对“正一盟威之道”的高度推重、对早期天师道厨会制度的记载，指出早期灵宝派其实保存着更为深厚的本土道教传统和本土文化传统。

道教上清派与晚唐游仙诗

李乃龙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99年4期上撰文，认为以修炼成仙为终极目标的道教与游仙诗有天然的关系。道教作为唐代的国教，其最大的教派上清派给唐代游仙诗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上清派的修仙方术、等级观、空间观、释道兼修观对晚唐游仙诗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道教从丹鼎派到上清派的嬗变过程在唐代游仙诗中也具体而微地重演了一遍。

天心正法派初探

卿希泰在《世界宗教研究》 99年3期上撰文，认为天心正法派系由天师道衍化而来，以传天心正法得名，两宋间路时中等人始倡之。文章对天心正法派的教理教义作了考察和介绍，尤其是对以“三符”“两印”为主要内容的天心正法介绍颇详。

道教神霄派初探

卿希泰在《社会科学研究》99年4期上撰文，认为道教神霄派形成于两宋之际，与天师道、上清派有关系，吸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雷神信仰及其相关法术并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其以传神霄雷法而得名。主要创派人物有王文卿和林灵素。林灵素曾获宋徽宗宠信，因而神霄派大振，形成一股新的道教势力。林灵素一系的传承为：林灵素——张如晦——陈道一——薛洞真等——徐洪季——刘玉，以后法嗣素质愈来愈差，走向衰亡。而王文卿一系在南宋以后特别兴盛，王传朱智卿、熊山人、平敬宗、袁庭植、上官氏、邹铁壁等人，邹传莫月鼎等人，莫传金善信等人，其雷法在南方有众多的信徒。

道教与中国古代旱罗盘指南技术

王育成在《江西社会科学》99年3期上撰文，通过对1985年在江西临川县温泉乡莫源李村发现的南宋邵武军朱济南墓中的旱罗盘的研究，认为道士很可能是现知最早的中国古代旱罗盘磁针指南技术的发明人或使用人。

赵友钦《革象新书》科学思想论析

盖建民在《江西社会科学》99年10期上撰文，对宋元时期的道士赵友钦所著《革象新书》的天文物理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其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日之圆体大，月之圆体小”的思想、“同时参验”的恒星测量思想、“小罅光景”的光学成就及其科学思想。

道教学的定义、对象和范围

朱越利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1期上撰文，将道教学定义为以道教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指出其任务是系统地描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现象和文化而存在的道教的内涵及表现形式，追溯其历史，分析其特点，判断其价值，揭示其本质及发展规律。作者认为道教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道教经典、道教史、道教思想、道教科仪、道教文学、道教宫观名山、道教音乐、道教外丹术、道教内丹术、道教医学等方面。作者又指出，道教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上层建筑的其它领域，与国外，都发生了或疏或密的联系，这些联系也属于道教学研究的范围。

成玄英的复性论发微

李刚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2期上撰文，认为对成玄英来说，要体认“真道”，其途径就在于从心性入手，做到心空，复归真性，真性亦即人的本性、天性。成玄英对儒家以礼乐仁义求复性的复性说作了破斥，提出其建立在道家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复性复命论，其要点有：率性任真，率性而动，率性合道，率性保分，任性适情，穷理尽性。文章指出，唐代道教的复性学说，其深刻的哲理内涵并亚于儒家复性说，而且可能李翱的《复性书》除受佛教思想影响外，亦受到道教复性论的某些启发。

《悟真篇》薛注考

杨立华在《世界宗教研究》 2000年2期上撰文，指出《悟真篇》“薛道光注”的有无，是关系到金丹南宗的思想传承和演进的重要问题，但该问题自元戴起宗力证其伪以来，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该文在系统地检讨戴起宗所依例证的基础上，详细校核了现存的《悟真篇》注文，从中找到了可以证实“薛注”存在的可靠证据，并通过相关史料的进一步疏理，考察了“薛注”与“翁葆光注”混同的过程及其原因。

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

姜生在《社会科学研究》 2000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原始道教的著作在西汉成帝时已被献于朝廷。东汉时，原始道教信奉者与皇帝有更多和更密切的联系。从西汉到东汉的两百多年间，原始道经《太平清领书》曾三次献给皇帝，但未得到重视。灵帝时的《肥致碑》，记载了章、和等帝与道教徒的交往；灵帝亦与部分高道有较多接触。原始道教在朝廷内外拥有一批信徒，甚至朝廷要员中也有暗通张角者。当汉帝不能按原始道教的要求“应天改元”后，在强烈的救世使命驱使下，道教徒发动了黄巾起义。这就是东汉原始道教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历程。

藏传佛教和道教

朱越利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种密术为印度纯密所摄取。公元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道教内容随之而入，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西藏的本教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

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考述

黄景春在《世界宗教研究》 2003 年第 1 期上撰文，对古代冢墓中所发现的买地券中大量出现的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进行了考核。文章首先介绍了买地券及其研究历史和现状，然后，在对比大量买地券后指出，与张坚固、李定度一同出现的神仙分可为两类：一类是道教和民间信奉的神仙，一类是只在买地券中出现的冢墓专职神仙。张、李二位神仙属于后者。文章指出，张、李二位神仙最初在买地券中充当保人或知见，后来在传承中这一角色发生了讹变。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老学思想新探

尹志华在《世界宗教研究》 2004 年第 1 期上撰文，对北宋道士陈景元的老学思想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具有以下理论特色：（ 1 ）对“道生万物”论与“万物独化”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作了调和；（ 2 ）将“常道”与“可道”分别对应于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道与仁义礼智信是体用关系；（ 3 ）对人性之本源与人性之现实表现作了区分，认为人性之本源相同，而现实表现则有上、中、下三等；（ 4 ）将“无为”的内涵诠释为“不越性分”。

平安清醮与傩仪

汪桂平在《世界宗教研究》 2004 年第 4 期上撰文，对平安清醮与傩仪的关系作了探讨。文章指出，平安清醮是一种由民众集资、延请道士主持的大型社区斋醮活动，其主旨是驱除疫厉灾害、祈祷地方平安。平安清醮约自明清以来形成习俗，世代延袭，影响广泛，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中重要的礼仪大事和宗教活动。傩仪是从原始巫术演变而来的一种以假面模拟表演为主要形式、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的祭祀仪式。平安清醮与傩戏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平安清醮的法事活动以道教仪式为主，但在许多地方同时伴随有傩祭仪式及地方民间的娱神活动，傩礼中的很多因素已经融入平安清醮的法事活动之中，反映了道教对民间傩巫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傩仪对道教也多所吸收，傩坛中充满了道教的气息。这说明道教与傩祭在历史上是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