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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的苏州道教

——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的探讨

文|江俊皓

  苏州是清代江南地区的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清代前中期,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发展有何特点,又是如何进一步世俗化的,相关研究涉及较少。从现存清代苏州道教碑刻资料中,可窥清代前中期苏州道教发展状况之一二。

  一、道观建设与高道弘法

  清代,道教处境维艰。在道教整体衰退的情势下,苏州地区的道教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自晋咸宁二年建造真庆道院起1至清代,苏州地区已经修建了玄妙观、天后宫、福济观等众多道观,2其中尤以玄妙观最负盛名。尽管清政府一再地严格管控道教人数和入教资格,但是苏州道教在清代依旧出现了许多高道,如周世德、施道渊等3。可见,苏州地区的道教依旧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在清代中期,清代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苏州道教的发展并未停滞不前。

  1.对玄妙观的修缮

  宫观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玄妙观作为苏州道教宫观的代表,一是由于玄妙观年代久远,规模宏伟,香火旺盛,《石韫玉重修玄妙观三清殿记》载:

  苏城玄妙观,古之天庆观也,肇基于晋咸宁中,法门香火,经今千五百余载,黄冠之土云集于其中,其大殿崇奉三清像,重屋四檐,规模大壮。4

  由此可见,苏州玄妙观历经1500多年,依旧香火延续,保持着原有的壮伟风貌。

  二是由于玄妙观中保存有镇观名物,《同治苏州府志》载:

  殿中旧有吴道子老君像,唐玄宗御赞,颜鲁公书,今皆不存。案今,玄妙观中像赞皆完好无缺,王志恐误。5

  吴道子所画的老君像,由唐玄宗提御赞,再由颜鲁公书,足见这像赞的价值。此处提到像赞完好,与王鏊《姑苏志》中记载的“今皆不存”颇有出入。王鏊《姑苏志》原文为:

  玄妙观在长洲县东北,唐名开元宫,宋改天庆观,建炎中毁于兵。绍兴十六年郡守王焕重建两廊……淳熙六年复毁,郡守陈岘重建……殿中旧有吴道子老君像,唐玄宗御赞,颜鲁公书,今皆不存。6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仅王鏊有“今皆不存”的描述。那么像赞的留存情况究竟为何?大致推测有以下二点:

  一是王鏊在《姑苏志》中提到玄妙观“建炎中毁于兵”与“淳熙六年复毁”,说明宋代的玄妙观在经历兵燹之灾后,遭到了破坏,但是具体的破坏程度并未提及。可以肯定的是,玄妙观经历兵火应当无误。在《吴郡志》中亦有印证:

  天庆观在长洲县西南,即唐开元观也。兵火前栋宇最为宏丽。绍兴十六年,郡守王焕重作两廊……淳熙六年圣祖殿火,提刑赵伯骕摄郡,重建三清殿。7

  结合两段记载可以看到,玄妙观于南宋建炎至淳熙年间,两次遭逢战火,像赞也就极有可能在此时遭到破坏。

  二是像赞并未不存,而是经过了后人修复一直保留下来。据《苏州府志》,像赞碑是“宝历初元道士马大同刊”。8加之《吴门表隐》中记“宋宝庆元年,道士冯大同题,张允迪勒石”9,对比先前建炎和淳熙中遭逢兵祸的时间来看,至南宋宝庆元年,已经历经数十年,即便没有毁于兵火,也应当有所损坏,此处说的道士完成雕刻,应当是对像赞的恢复。《南畇文稿》记有“迄明季,兵燹侵凌,梁栋墉垣,剥落殆尽,巍峨大像无盖障”10。可见经宋代修复之后,于明末又遇祸乱,玄妙观又遭毁坏,虽未提及像赞有无损毁,但是从玄妙观整体的破坏程度来看,明末的像赞应当也有不小的破损。结合清代记载像赞完好无损来看,像赞经过后人多次修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目前的资料可以断定,像赞虽屡经过兵火,但得到后人修复并保存至今,那么,王鏊“今皆不存”的记载应是错误的。

  清代苏州玄妙观的翻建修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道教在清代前中期的发展情况。据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碑刻记载:

  吴郡圆妙观,乃琳宫巨创、万神都会之区也。其东偏为武帝行宫,后为长生大殿。岁久倾圮,不克崇体制矣。先是主持陆师义存,欲募建此阁,未遇其缘,赍志以终。其徒李师廷铨,克承师志,得师之友程君子家劝善姓张君国栋,捐金若干,首建其业。独是基址虽立,他未遑也。又二年,始得姚君亦陶、吴君评兰、张君履廷分任而共理之,乃观厥成。同善诸君概详于后。顾念前后共此善举,何其师谋之前而终无所就,其徒谋之后而迄用有成,夫亦时会之使然耶?……诸君竭力经营者,亦于扶翼世教之旨,期有当焉,岂徒无端作伟丽观,以求福田利义哉?余既嘉李师之能承师志,又乐诸君之从善不倦,果能相与有成也。11

  可以看到,乾隆三十八年时,玄妙观进行了一次重修,重修原因是“岁久倾圮”,可见距离前次修缮已经过去较长时间,或是中途又发生了一些变故。碑文中也体现出了当时修缮道观的一些特点:一是重建长生大殿,是由道观主持及其徒弟发起,受众如张国栋、姚亦陶等出资捐助。道观修缮是道观道众与民间力量协作完成的。二是道观修缮需要大量资金,李廷铨“得师之友程君子家劝善姓张君国栋,捐金若干”,也只是达到了“基址虽立,他未遑也”的程度,相比于整个宝阁的建成来说只是一部分,其后有“姚君亦陶、吴君评兰、张君履廷分任而共理之”,才使得修建的资金变得充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重建宝阁的原因。首先看距离前次修缮有多长时间。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前次修缮于“国朝康熙年间,有施炼师道渊,殚心营建,募白金四万两有奇,大殿宝阁,钜工悉成。越四十余年,法嗣胡得古重加藻绘,扩方丈而薪之,继起绵延,绍承弗失”。12

  前次修缮是康熙年间由施道渊倡议完成,大殿宝阁建成四十年后,胡得古又在此基础上添加装饰,扩大规模。从康熙年间至乾隆三十八年,其间经过了数十年,文献记载显示,中间也没有再修缮过,那么道观历经数十年风雨侵蚀,的确亟待修缮。

  其次,乾隆三十八年进行修缮,并不只是因为年久失修,还存在着乾隆南巡亲临玄妙观,使得玄妙观地位提升的因素。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

  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在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驾亲临视。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恩赉帑金三百为香火供,赐御书禁扁三:一曰清虚静妙,一曰穆清元始,一曰珠杓朗耀。越五年又南巡。越三年又南巡。礼亦如之。13

  从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三十年,乾隆帝4次南巡驾临玄妙观,不仅仅是在经坛祈福,更是赏赐香火钱和御书匾额,足见玄妙观在这段时期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视,也从侧面显示苏州道教在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是有一定地位的。这一时期苏州玄妙观的修缮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同治苏州府志》载:

  乾隆三十八年冬,观外居民不戒于火,延及殿门与雷尊殿门,于是巡抚萨公饬诸僚属议修缮,劝输助遴高资者从,使章其事,期年告成,计工二万六千有奇,费白金六千二百两有奇,举殿阁之摧毁剥落者,并加丹雘,仍粲然复旧观矣。14

  这一次修缮与前次都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但是与之前的修缮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之前的修缮都是由道观的道士如施道渊、陆义存等提出,再由民间善款资助完成。这一次却是巡抚与僚属商议修缮,得到了官府的资助。

  到了嘉庆朝,嘉庆十二年(1807)的碑刻载:

  郡城玄妙观有十三院,院各奉斗。三茅殿之有斗姆阁,其来久矣。肇始于乾隆元年丙辰,雪怀施先生为文记之。阅六十余年,住持许端璋增修焉,像设庄严……犹记庚戌辛亥间,火神殿告成,仅隔十年,又有兹阁之役,前此乐助善信,如顾、如施、如彭、如宋诸家,均各有后,复观厥成……15

  嘉庆十二年对于玄妙观斗姆阁的重修,由住持许端璋发起,得到信徒诸家资助。总体说来,在乾嘉时期,在道教整体衰落的趋势下,苏州道教仍然在民间拥有良好的信众基础,得到了信众的有力支持。

  2.高道弘法——以施道渊为例

  据方志记载,清代苏州道教高道有李朴、李湛然等13人,他们在苏州朝真观、清真观等道观修行传法16,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施道渊。

  施道渊,字亮生,别号铁竹道人。生吴县横塘乡,童真出家,为朝真观道士,遇异人张信符,授以丹诀。年十九从龙虎山徐演真,受五雷法,能驱役百神。时为人除祟魅、疗疾苦,不以取利。初筑室尧峰,晨夕修炼,移住穹窿山,即茅君故宫,鸠材修缮殿堂齐寮,以次鼎新。顺治戊戌,五十三代真人张洪任请于朝,赐额上真观,并赐道渊号养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师,由是四方征请,凡建名胜一百七十余所,塑像八千七百二十有奇。郡中玄妙观殿宇倾圮,太傅金之俊延道渊主观事,修复三清、雷尊诸殿,建弥罗阁,规模宏整,所费巨万,一钱不私。晚游闽越,探真访道,犹多救济。康熙丙辰,裕亲王召主醮。京师乞归,丁巳除夕谓众曰,明年此夕,不复与汝等聚矣。戊午七月果化于山观。17

  施道渊生年不详,仙逝于康熙十七年(1678)。方志载其19岁师从徐演真,徐演真,据目前所见,并无更多资料。从施道渊随其习得的本事来看,“五雷法”和“驱役百神”,足见徐演真道行高深。施道渊得其真传,凭借所习精深道法“为人除祟魅、疗疾苦”,可以称得上是名师出高徒。顺治朝时更得五十三代真人张洪任推举,赏赐上真观,并赐法师讳号,由此声名大噪。能得到五十三代真人的推荐,可以说施道渊已经达到了高道的层次,受到了认可。其后玄妙观殿宇失修,更是延请施道渊主持修复事宜。康熙朝时裕亲王召其入京,主持斋醮。足见施道渊在清初的顺治和康熙两朝备受尊崇,地位很是显赫。

  施道渊之所以能被称为高道,不仅仅因为其道法精妙,又得清廷器重,更是由于他促进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发展。高万桑指出,施道渊先于穹窿山将三茅观建造成了宏伟的宫观群,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道教中心,后任玄妙观住持时,修复诸殿,恢复旧时风貌,两项举动扩大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影响力。18熊建伟考其生平,认为施道渊让苏州道教与民间的结合更为紧密,本地名流如张适、郑敷教和徐崧等都与其交流频繁,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传播。19顺治、康熙两朝对于道教采取的是沿袭明时旧法,加以保护、保持中立的态度,很大程度是出于笼络汉人的目的。20在这一时期的整体政策下,加上道教式微的趋势,施道渊以一个高道的身份,复兴了苏州两处名观,同时还拓展了道教的信众基础,为这一时期道教在苏州地区的传播弘扬作出了贡献。

  总体来说,无论是道观修缮,抑或是高道对于道教发展的推进,都反映出了在清代前中期,苏州道教的发展稳定且积极。

  二、道教的世俗化及对社会的影响

  清代道教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清稗类钞》中记载:“国初,沿明例,以道士充太常寺乐官。乾¡朝,高宗特谕廷臣,释、道二氏异乐,不宜月之。乃令道士改业,别选儒士为乐官。”21同卷亦有:“康熙丙寅,奉旨:张继宗见号真人,即着照所袭衔名给与诰命。一切僧道,不可过于优崇,致令妄为,尔等识之。”22

  从以上两处可以看出,在清朝前中期,清朝统治者对于道教采取了不过度倚重的态度。道教与统治政权逐渐分离,对于民间活动的参与度更高。碑刻《圆妙观道士禳灾灵应碑记》中提到:

  今乃于玄妙观庄炼师遇之,炼师名椿字玉臣……乙亥夏午,吴中亢旱。丙子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既而甘霖立沛,沴气旋消,吴民大悦。时维扬旱疫亦与吴同,盐台复延师祈禳数日,立效……23

  庄炼师道法高深,吴中百姓相信其有求雨之术,因而在吴中遭遇灾害之际,能够想到延请庄炼师祈雨,而地方大员更是率领下属按照道教礼仪斋戒祷告。在当时的苏州地区,道教得到了上至官府、下至百姓的普遍接纳,是道教在苏州地区世俗化的表现。

  同时,道教的习俗也对民间节日风俗产生了影响。《清嘉录》中有三处记载:

  正月九日为玉皇诞辰,元妙观道侣设道场于弥罗宝阁,名曰斋天,酬愿者骈集。24

  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尊诞,城中圆妙观,阊门外四图观,各有神象。蜡炬山堆,香烟雾喷,殿前宇下,袂云而汗雨者,不可胜计。庙祝点大烛之赀,何止万钱。有为首者,集众为醮会……自朔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郡人几十之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或有闻雷茹素者,虽当食之顷,一闻虺虺之声,重御素餚,谓之接雷素。25

  二十五日为辛天君诞辰……凡奉雷斋者,至日皆茹素,以祈神佑。又月之辛日,及初六日,俗呼三辛一板,六不御荤,谓之辛斋。26

  这三处记载的民俗节日都与道教神祇有关,从其中的描述来看,苏州地区民间对于这几个节日是非常重视的。即便苏州百姓不一定都是道教信众,但是对这几个节日都表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不仅遵奉了致斋这一道教的习俗,更是众人集会祈求神明庇佑。原本对道教供奉的神祇的祭祀转变为民俗活动,可以说是苏州道教世俗化过程中成功的一步。

  三、结语

  在清代前中期,苏州地区的道教依旧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在保持自身原本宗教特色之外,更是进一步向世俗化发展,融入民间日常生活中,提高了在民间的影响力。

  (作者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1.(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四十一,“寺观三”,“国朝彭启丰重修玄妙观碑”。

2.(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四十一,“寺观三”。

3.(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一百三十五,“释道二”。

4.(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四十一,“寺观三”。

5.(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四十一,“寺观三”。

6.(明)王鏊:《姑苏志》,《文渊阁四库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卷二十九,“寺观”。

7.(宋)范成大:《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三十一,“宫观”。

8 (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一百四十一,“金石二”。

9.(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五,第61-62页。

10.(清)彭定求:《南畇文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齐³书社,1997年,集部第246册,第706页。

11.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重建长生大帝宝阁暨灵佑大帝文昌帝君宝殿记”。

12.(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四十一,“寺观三”。

13.(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四十一,“寺观三”。

14.(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四十一,“寺观三”。

15.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三茅殿重修斗姆阁记”。

16.(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一百三十五,“释道二”。

17.(清)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一百三十五,“释道二”。

18.高万桑:《清初苏州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穹窿山施道渊的个案》,清史研究,2015年2月第1期。

19.熊建伟:《施道渊传略》,中国道教,1994年第3期,第30-31页。

20.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34页。

21.(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4,“革除道士充乐官”。

22.(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4,“圣祖给张继宗诰命”。

23.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圆妙观道士禳灾灵应碑记”。

24.(清)顾禄:《清嘉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卷一,“斋天”。

25.(清)顾禄:《清嘉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卷六,“雷斋”。

26.(清)顾禄:《清嘉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卷六,“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