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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祀到正祀:清代崇封吕祖史事补考

 

清代崇封吕祖,对于吕祖信仰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与繁荣,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学者利用地方史志以及教内文献资料,对此已有很好的探究。1但因资料所限,目前研究侧重于清廷崇封吕祖之后在各地的影响,即其“后果”,而关于这一史事具体出台的“前因”,仍相对简略。近期复发现相关的原始奏折,据此或可稍补相关史事。
嘉庆九年(1804)刑部尚书姜晟等人恳求敕加吕祖封号之折,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案卷内。原档共4页,行草,系军机处据奏折所作的抄录副件。第一页右侧所书“姜晟等遵旨祀谢河神并恳加吕祖封号。奏,交。○单二,不交。十一月二十三日”字样,系军机处办事人员记注奏折处理的简略情况,以备日后查检。其下为奏折全文,因迄未引用,今全录如下(/表示抬行或分行,//表示分页):
臣姜晟、臣陈大文、臣吴璥跪/奏,为钦遵/谕旨赍香祀谢/河神,并恳/褒封崇祀,仰酬/神贶事:窃臣等钦奉/谕旨:“颁发头号、二号藏香各十炷,交姜晟等分诣/河神庙敬谨拈香祀谢。/其各处/河神庙,从前曾经/皇考高宗纯皇帝临莅拈香,颁挂/御笔匾联。比著姜晟等详细查明,除经朕书过匾联之处,毋庸列入/外,其余均著开时地方及匾联尺寸进呈,以备亲书发交悬挂等因。钦/此。”臣等钦遵涓吉斋宿,恭赍藏香,分诣清江河口各//神庙虔诚祀谢讫。伏查河口之惠济祠崇祀/天后,护佑河漕,灵应最著,遐迩钦瞻,屡蒙/高宗纯皇帝圣驾亲临拈香,恭悬匾联。嘉庆六年复奉/皇上御书匾额,恭摹悬挂,合无仰恳/圣恩加赐封号,益崇报祀之寅虔,永荷/灵庥之佑庇。/此外则/河神、/风神、/淮渎各庙,于嘉庆六年均奉有/御书匾额,此次应同惠济祠一并恭请/御书对联恭悬,以答/神贶。至河口尚有/大王庙两处并/张将军庙,又清江浦之/禹王台、/关帝庙、/文昌宫、/斗姥宫、//观音大士殿、/吕祖师庙,均应恭请我/皇上御书匾额,俾远近咸瞻/宸翰,至迓祥辉。谨量进匾联尺寸,另开清单进/呈。又淮郡山、清两邑士民,奉祀/吕纯阳祖师最虔,凡遇祈晴祷雨,保障堤防,每求辄应。前于十/一月初三日,臣恭赍/御香,敬诣清江浦/吕祖师庙虔申祈祷,初四日河口即得通顺,灵感昭著,信而有征。谨查/吕祖师于元时封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嘉庆五年浙江湖州府/吕祖师庙,曾经抚臣阮元奏蒙/钦颁“玉清赞化”匾额。伏念/吕祖师忠孝垂教,功德在民,庙宇遍于海内,祀典未荷/褒封。现据淮郡绅耆李超玠等公同具呈,吁恳/奏请封号崇祀,并据该□□等详情前来,理合一并仰恳/天恩,准加封号崇祀,以顺舆情,益邀/佑贶。臣等谨合词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钦此。
/十一月十七日。2
据此可知,请求清廷崇封吕祖的原始奏折,上奏时间在嘉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日递至御前,嘉庆帝阅后朱批“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这亦有当日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为证,其中记载“朱批姜晟等折报(十七日发):一、粮船挽渡情形(欣慰览之,另有旨);片一,未渡船数;一,祀谢河神恭请御笔并恳加吕祖封号由(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交);片一,祥符等二闸请留以减黄下游均属宁谧由(另有旨);(姜单衔:)一,审明熊明中控案再行回家(知道了);(姜单衔:)一,江苏船帮全数挽渡由(另有旨)”。3可见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共收到姜晟于当月十七日拜发的奏折6件,其中联衔4件、单衔2件。第三件“祀谢河神恭请御笔并恳加吕祖封号由”即为上文所录,经朱批“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后,交发大学士与礼部衙门等进行后续处理。这不仅可以坐实学者关于“嘉庆九年,大臣上奏请封之事,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但因为上奏之时,已是年底,故批复下来,可能已到嘉庆十年”的推测4,而且可借以探究清代吕祖崇拜“从民祀到正祀”的详细进程。
首先,清代对于吕祖的崇封,是明清以来吕祖信仰在江南民间社会不断扩展的结果。吕祖成道后发下宏誓,以“度尽天下众生”为己任,因此其屡屡“显迹”世间、慈心度人的事迹,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吕祖的信仰和崇奉,大约于北宋末年开始繁兴,南宋时已建有专祀道庙,并塑像供奉。入元之后,世祖至元六年(1269)褒赠“纯阳演正警化真君”,武宗至大三年(1310)又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加上《吕洞宾度铁拐李》《八仙过海》等元杂剧的的流行,对吕祖信仰的传播进一步起到推动作用。到明清时期,以吕洞宾为“北五祖”之一的全真龙门派,“几成全真道之主脉,传遍大江南北,江南地区尤盛”。龙门派格外突出吕祖崇拜,反复强调“吕仙之道,传丘长春”,并将湖州金盖山视为“吕仙纯阳子化身所游之地”。因此,江南地区的全真道观多建吕祖殿、纯阳宫专祀吕祖,在民间培养了大量信众,“吕祖往往成为当地最占香火的神仙”。5清初人刘献庭(1648-1695)曾以湖北黄鹤楼每层均供奉与“黄鹤仙踪”全无干涉的吕纯阳之像,大发感叹:“予尝谓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6地方志载淮安清河县内,除嘉庆九年所建赞化宫外,又有“吕祖社,在云昙坝东,康熙五十五年建”。7前引档案亦谓“淮郡山、清两邑士民,奉祀吕纯阳祖师最虔,凡遇祈晴祷雨,保障堤防,每求辄应”,其实不过是江南地区吕祖崇拜盛行的缩影。
除了大的社会氛围之外,吕祖成为淮安山阳、清河两县民众供奉的重要神祇,还有其特殊原因。相传吕祖的伯父吕温、父亲吕让先后出任衡州、海州刺史,吕祖因之有机会多次南来楚州(即今淮安),并在当地留下雪泥鸿爪。如古道观紫霄宫为淮安著名胜景,其照壁上曾刻七律回文诗一首:“宫近东城城近宫,松遮宝殿殿遮松。月筛竹影影筛月,风弄花香香弄风。鹤伴孤猿猿伴鹤,钟谐暮鼓鼓谐钟。去上紫霄霄上去,通玄妙道道玄通”,历代传为吕祖驻足紫霄宫时所题。清康熙丁巳年(1677)秋月,道俗两众又以“吕祖留题紫霄宫壁诗”之名上石,现仍存淮安勺湖碑廊。淮安万柳池湖心岛上紫极宫小轩内的壁间题诗,亦传为吕仙所作,早在宋代就被文人叶梦得(1077-1048)记入笔记中,称“楚州紫极宫有小轩,人未尝至。一日忽壁间题诗一绝云:‘宫门闲一入,独凭栏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以为吕洞宾也。余尝见之,字无异处,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刔其黑,服如黍粟,皆愈”云云,愈传愈神。8又万柳池西南角有茶楼一座,三层皆阁,背城面湖,当地人传说吕洞宾曾在楼上陪同铁拐李、汉钟离品享佳茗,故名“三仙楼”,楼前凌空飞架的长桥亦号为“三仙桥”。所有这些关于吕祖的传说,并无确凿可信的史料依据,在当地却津津乐道,众口一词,无疑进一步促进了吕祖信仰在淮安地区的繁荣。
其次,地方精英的有力推动,是吕祖崇拜“从民祀到正祀”的重要一步。作为乡土社区的精神领袖,地方精英往往通过积极组织或参与各种形式的宗教与民俗活动,以提高其个人声望,获取社会认同。而他们在与官府的互动过程中,尤其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档案明确记载此次上奏的最初动因,系“淮郡绅耆李超玠等公同具呈,吁恳奏请封号崇祀”,可见李超玠其人在吕祖崇封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重视。《清实录》中有涉及李超玠的记载,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吏部将仓场侍郎咨送押运漕船之江西同知刘国烜、湖北通判福克精阿、州同李超玠,带领引见”。9再查淮安人曹镳所著《信今录》,当地捐职入仕的贡生、监生名录中,恰有“李超玠,湖北荆门州州同”,与《清实录》的记载互证。《信今录》又载有李超玠的传记,由此可以得知更详细的信息。其传称:
李超玠,字卓堂,号璞安。中岁由监生捐职布政司经历,分发湖北,补荆门州州同。历署黄梅县、武黄同知、宜昌府同知,特奏名,代行粮道事,领全楚粮运抵京。在黄梅值江水涨溢为灾,抚字有方,始不俟报闻即开仓赈恤,上官奖之,去后士民刻碑颂其德。旋引疾归,归而为惠于乡里甚巨。淮城内旧有渠引运河之水,入城周浃,而闸座河身久湮塞,生气壅阏。璞安奋力修复,乾隆五十年禀于河台、太守,开西水关,城市得活水厌火,从此火灾宁靖。科名立,占大魁,综理洒扫。会一钱庄整葺两学宫,任勤劳者十三年。联青云会,以佽计偕之缺乏者。己未,大启巽关,继治亥水,皆借其老成指画,而任事者尤心溯其荜路蓝缕也。生平仁厚悱恻,见人之急,竭力拯济。至于忘已受其恩者,往往相负,不因此而倦。丙辰与千叟宴,拜御诗灵杖尚方珍币之赐。年八十二,以老寿终。10
可见二十多年前,李超玠捐职在湖北担任州同期间,曾以押送漕粮表现突出,得到朝廷的肯定与表彰。此后他因病辞官回到淮安,又竭力尽心于地方事务,凡开河引水、整葺学宫、联会拯济,均勤于劳任,在当地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名望。丙辰即嘉庆元年(1796),李超玠受到地方与官府的推荐,“与千叟宴”,参与了乾隆帝举行“禅让”后的盛大庆典。“千叟宴”是清帝为显示太平盛世而举行的笼络人心之举,整个清代仅举办过四次。据清宗室昭梿所记:“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馀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百余年间,圣祖神孙三举盛典,使黄发鲐背者欢饮殿庭,视古虞庠东序养老之典,有过之无不及者,实熙朝之盛事也。”11李超玠赴京参加“千叟宴”,得到“御诗灵杖尚方珍币”的赏赐,不仅是其个人与家族的巨大荣誉,无疑也成为整个淮安的骄傲。受此激励,李超玠在淮安的威望进一步上升,关注地方事务的热情也更为高涨。己未年(嘉庆四年,即1799年)漕运中枢淮安整治水运,“大启巽关,继治亥水”,作为地方耆老的李超玠全力参与,“皆借其老成指画,而任事者尤心溯其荜路蓝缕也”。李超玠由此与漕运大臣、河道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为他后来能够以地方绅耆倡议崇封淮安吕祖庙,打下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再次,经由某种特殊机缘“上达天听”,是区域性民间信仰转为国家“正祀”的关键。对此,后人多将其事归于钦差巡视河工的刑部尚书姜晟,但从原始档案可见,当日上奏实为三人联衔,除姜晟以钦差大臣、新授刑部尚书列于首位之外,尚有两江总督陈大文、南河总督吴璥。而此三人中,到底谁才是最主要的推动者,仍需进一步探讨。据光绪《平湖县志》记载:“吕仙观,在东湖栖心寺后,放生院南。嘉庆九年南河总督吴璥创建,大殿三楹,植梅数百本,四围缭以短垣,名‘东南第一观’。”12平湖为南河总督吴璥的家乡,其创建吕仙观的时间,又恰好在他联合姜晟、陈大文“向朝廷请封吕祖的当年”,无疑值得格外注意。13
吴璥(1747-1822),字式如,浙江平湖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曾任安徽学政。因其父吴嗣爵任过江南河道总督,乾隆帝召见时特意“询以河务,所对称旨”,后复因驰防河水暴涨有功得到嘉奖。嘉庆四年,吴璥实授河东河道总督,开始出任治河主管。五年又调任江南河道总督,以堵合邵家坝漫口,加太子少保。但嘉庆八年秋,黄河再于衡家楼决口,严重影响漕运安全。嘉庆帝命吴璥“相度治之”,成效却并不理想。尤其是九年因淮安清江浦河口水位过浅,空载粮船都难以通行。嘉庆帝认为处置失宜,特命刑部侍郎姜晟前往查勘,“会筹蓄黄济运”。吴璥试图补救,但年底嘉庆帝仍“以璥多病,治河不力,虽宥其罪,命解职”。14很可能是在此治河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促使吴璥前往淮安各庙进香祈祝,其中即包括清江浦口的吕祖庙,并亲身感受到当地对于吕祖崇拜的虔诚。
光绪《平湖县志》又载:“仙观,在北门外九里,明宣德间朱寰清舍基三亩四分建,嘉靖间曹丹并修”,其后附记“嘉靖丙戌,有仙附乩降于邑之锦川,自称吕洞宾,能悬笔作诗,书画极工,请事者无虚日。众因创仙观,诸木俱集而少正梁,乩书‘吾自取来’。夜半见基畔飞至古木一枝,乃梅树也,遂以为梁,不逾尺寸。凡月朗风清,尝闻音乐隐隐在花影树梢间。一日冯少山在坐,仙出一对曰:‘杨柳株株蛀’,冯谢不敏,仙自对曰:‘莲房孔孔空’,众叹奇绝。构放鹤亭,四壁诗画皆仙笔也。书匾曰腾龙第、梅溪草堂,字势飞舞”。15可见吴璥的家乡浙江平湖,自明代以来就有信奉吕祖的浓厚传统。尤其是在明清吕祖风行江南的大背景下,吕洞宾降乩及灵应奇绝的传说,在平湖当地文人墨客间亦是代代相传。吴璥亦受到深刻影响,应是合乎情理的。由于方志记载简略,尚难判断吴璥在平湖创建吕仙观,到底是在他与姜晟等联衔奏请崇封清江浦吕祖庙之前,抑或在此稍后。若考虑到其上奏时年底的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嘉庆帝又以吴璥“近日多病”,命召京另用,另调河东河道总督徐端为江南河道总督。次日,嘉庆帝又下旨强调吴璥素本体弱,“近来患病更甚,不能躬亲勤历河防,工员渐有懈弛,外间传说纷纷”,故调徐端“以资整饬”,16则吴璥在上奏之前,因自己身体病弱及治河的任职压力,先已于家乡酝酿创建吕仙观的可能性更大。
由上可见,吴璥其人对于吕祖信仰,显然具有比姜晟、陈大文两人更为强烈的重视与认可程度。因此在折中吴璥虽以官衔名列第三,但在奏请崇封吕祖一事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方面有其个人信仰因素,另外与他作为治河主管的身份也有很大关系。也正是出于此种原因,他在复任江南河道总督后,又致力于淮安孚佑帝君庙的修建。地方文献有载:
孚佑帝君庙,在(淮安)府东夯轮寺巷头,俗呼吕祖殿。嘉庆九年崇封吕大仙帝号,河督诸公资其灵乩妙应,择城内淮扬道署旧址鼎建。此庙用银万余两,皆吴河台之婿彭翰林韫辉膺其名。工已完成,而意尚未已,而彭殁矣。建在戊辰、己巳(嘉庆十三年、十四年,1808-1809)间。淮城自道署撤后,东门一带日就萧索,兹亦略为挽救。17
所言“吴河台”即复任江南河道总督的吴璥。其婿彭韫辉不仅承担了建庙的白银万余两,且最终殁于其事。可见吴璥及其亲属在修建淮安孚佑帝君庙一事上,付出了远超一般官员的特殊热情。
学者认为,自宋代以来,朝廷通过赐额或赐号的方式,将各地流行的民间信仰纳入国家“正祀”体系,“反映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文化资源上的互动和共享”。但在不同的地方,“通过民间信仰表现出来的国家——民间社会关系,会有着相当不同的表现”。因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个案,对于全面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民祀”与“正祀”之间的互动过程,就显得十分必要。学界同时注意到,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学界的焦点几乎集中于宋至明,忽略了在清代特有的历史发展脉络下,国家对祠神信仰态度的特色。因此,专就清代来探讨国家与祠神信仰的关系,有其特殊意义。经由此一主题的探讨,我们不仅可分析权力与信仰的互动,亦可了解清代菁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间的关系”。国家通过“民祀”转“正祀”的途径对地方信仰进行“收编”,具有互相利用的双向效果,“在这里,民间社会利用了国家,国家也利用了民间社会;前者这样做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自己的壮大,后者这样做的目的则仍是为了控制后者”。18这种做法,对于道教的传播及其在民间社会影响的扩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嘉庆年间正处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前夕,清廷崇封吕祖事件因而也就具有了更为典型的意义。促成其事的人员,既有当地士绅李超玠等人的禀呈恳请,亦有河道总督吴璥的积极推动,钦差大臣姜晟亦利用奉旨“赍香祀谢河神”的时机,通过渲染“灵感昭著,信而有征”的“神迹”联衔奏请。而朝廷同意批准崇封吕祖,首先基于明清以来江南民众对于吕祖信仰的日益浓烈,其次也是切合“佑护”漕运安全的现实需要。其中既有必然的群众信仰基础,也有偶然的个人中介因素。透过嘉庆年间奏请崇封吕祖的各个环节,对这一个案的前因后果进行详细考察,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关键人物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也有助于考察地方精英如何利用国家的关切,通过将“地方神”纳入国家神统以获得地方利益。这对于进一步把握道教文化在传统中国的发展与传播途径,也不乏积极的启发意义。
(作者郑永华单位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注:
1、4、13.尹志华:《清朝嘉庆年间敕封吕祖及其影响》,《中国道教》2014年第3期,第53-56、54、55页。
2.军机处录副奏折,工[刑]部尚书姜晟等奏为遵旨祀谢河神并恳加吕祖封号事,嘉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1608-073,缩微号:110-2511。
3.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3-0041-2-0809-293,第1页,序号:00231。 
5.参见尹志华:《深入人心的道教神仙——吕祖》(《运城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22-23页),孙亦平:《论全真道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16页)。
6.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6册,第633页。
7.吴棠修、鲁一同纂:咸丰《清河县志》卷三,建置,坛庙,第19页。咸丰四年刊本。
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63册,第687页。
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戊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21册,第952页。
10.曹镳:《信今录》卷一(第18页),题名,贡监捐职入仕;卷三(第27-28页),人物传,惠德。道光元年刻板。
11.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千叟宴,中华书局1997年印刷版,第386页。
12、15.彭润章修、叶廉锷纂:《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五,寺观,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据光绪十二年刊本影印,《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89号,第2478、2477-2478页。 
1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列传一百四十七,中华书局2003年印刷版,第37册,第11371-11372页。
16.《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册,第566-567页。吴璥接到解职旨令并交卸印务,在嘉庆十年正月初四日,参见录副奏折,《奏报交卸南河总督印篆日期并起程进京事》,档号:03-2072-001,缩微号:151-2523。
17.曹镳:《信今录》卷九,香火志,第6-7页。道光元年刻版。
18.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总第 1 50 期),第18-26页。并参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1997年第8卷,第2期,第187-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