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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阳“三州五会”的组织特点及社会作用

 

利用当时已经发育成熟的社会组织形式来组织自己的道门信众,对于全真道的发展具有善假于物的重要意义。借助会社这种组织形式,对于全真道卓有成效地推进宗教实践而言,如同选择了一条坚定明确的群众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王重阳广泛地利用各种形式的会社来组织全真道信众,坚持走扎根社会中下层信众的发展策略,才使得全真道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
王重阳在建立全真道伊始,就注重利用“会社”这种形式组织信众,其采用的会社,在道教史上和学术界一般称为“三州五会”1。所谓的“三州五会”是指,金大定八年(1168),在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市)姜氏庵居住并在此建“三教七宝会”。金大定九年(1169),在牟平县(今山东烟台市境内)以金莲堂为依据,建立“三教金莲会”。在福山(今山东烟台市境内)建“三教三光会”,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建三教玉华会,在掖县(今山东莱州市)建三教平等会。因福山、蓬莱二县当时属于登州治,牟平、文登属于宁海州治,掖县属于莱州治,所以被这些基层的信众组织统称为“三州五会”。
王重阳以会社命名寄托全真心印
王重阳命名全真道早期会社,并非随意为之,对每一处会社的命名都体现了王重阳对全真精神的理解和全真宗旨的追求。从影响最大的“五会”寓意而言,主要有两层意蕴:一是人生平等的宗教伦理态度,二是内丹修炼的全真心法。
王重阳在《三州五会化缘榜》中说:“窃以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首看莱州,终归平等,为玉花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普济群生,遍拔黎庶,银艳冲盈于八极,彩霞蒸满于十方。渐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缘固蒂,无果重生。人人愿吐于黄芽,个个不游于黑路。”2这段话,显然是把平等这种宗教伦理观,作为其仙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实际上,这种以宗教伦理学奠基其仙学的手眼,与传统道教如出一辙,也是包括全真道在内的道教表现世俗生活担当的胎息所在。
王重阳在《化缘榜》中同样指出:“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为玉花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可见,“平等”在王重阳的修道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重阳是把修“人道”视为“作福养身之法”,作为“人道”的根本,作为修炼的根基。也就是说,王重阳把人人平等的全真伦理观视为宗教修持中最根本的一条价值衡量标志。关于“平等心”在全真道理论体系中的位置,正如赵卫东教授所言,“金莲”“玉华”“三光”“七宝”等概念应该是一种修命的过程,而“平等”则是一种修性的过程。3
王重阳在其他两首词中也提到了关于“平等社”这一早期全真道会社关于“平等”的意味。在《红窗迥》中他说:“刘悦道,诚有力。平等社,识来不识。便是道德根源,为清静利益。愿公早把良因积。向真道、心中寻觅。夸则夸,秤秆端停,且莫令点滴。”4在《黄莺儿》中说:“平等平等,复过莱州,须行救拯。害风儿、阐化匀均,化良归善肯。二仪三耀常为正。察人心、恰如斗秤。若不高、更没于低,也神仙有应。”5在这两首词中,王重阳都使用了一个意象,即秤秆,而这衡量的主体是人心。这就是说要做到平等,就要在心中对事物有一个准确的衡量与鉴别。
对于“平等”这个全真宗教伦理观,王重阳的弟子们心领神会。马钰在其《赠五会道众》中说:“心平等,寿延长,修完七宝聚三光。”6这种以平等之心来看待和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志,与王重阳推崇的众生平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王处一在其《云光集·三州五会》中,也提到“七宝金莲子,三光从玉华。常持平等行,步步是仙家”7。可见,“平等”与其他四个概念不在一个层次和水平上,是其他四种修行的前提和结果。
关于其他会社命名的缘起,玉花与金莲两个在现存的王重阳诗集中介绍的较多,也可以明确它们的所指。在《化缘榜》中说:“玉花者乃气之宗,金莲者乃神之祖。”可见,玉花与金莲分别是气、神的代名词,是内丹修炼中重要的元素。二者之间的关系,王重阳在《金莲会诗》中说:“劝君莫恋有中无,无无休失无中有。有有养出玉花头,头头结取金莲首。”8玉花是养气的结果,金莲是炼气化神的结果,这是内丹修炼的基本过程和步骤。
那么“三光”和“七宝”又分别指称什么呢?由于文献缺失,没有直接的资料来证实其含义。今人根据王重阳的作品,对这两个词的内涵进行了一些考证。据赵卫东教授的考证,9“三光”可分为“内三光”和“外三光”两种含义。“外三光”就是通常所说的日、月、星。“内三光”实际上就是人在产生过程中从外三光所禀之精华,就是精、气、神三宝。这三宝是内丹修炼的基础物质,内丹修炼需要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三光汇聚,结成大丹。关于“七宝”,萧进铭教授认为王重阳词的“七宝”这一术语,是把“七宝视为人身内的精、血、炁、髓、脑、肾、心所炼化而成之类似日精、月华、黄金、白玉、丹砂、砗磲及珊瑚般美妙物质”10
这种说法可以从教内文献中得到印证。比如《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中记载:“至八月间,迁居文登姜氏庵。在张氏家食,童子辈目见琉璃、玛瑙、珍珠众宝,竞来乞取,余人则不能见。于文登建‘三教七宝会’。”11马珏《赠五会道众》中云“修完七宝聚三光。”可见,在内丹修炼中,“七宝”和“三光”的修炼也是有先后次序的。总之,三州五会的命名并不是随意为之,既是王重阳对内丹修炼过程的概括与总结,又是他利用会社名称向社会信众灌输全真宗旨的手段。
王重阳创建“五会”的组织特点
应该指出,自王重阳开始,全真道采取的这种“会社”组织,在结构形式上与传统会社并没有本质区别。王重阳创建“三州五会”之举,实际上就是脱胎于中古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各类会社。从会社研究的视角看,“三州五会”具备了当时会社的各项基本要素。
一是有一个核心的会首。“五会”等全真组织是一种道众共同体,开始时一般围绕一个道士发起,最开始时主要围绕王重阳建立。发起人和组织者,称为会首。会首在会社中是主要的领导和组织者,他是联系全真道士与普通信众的重要桥梁。对于会众他主要起到组织和引导的作用。会首负责收取会费和募捐,并把这些钱财用于会社的日常开销,按全真道士的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会众进行修炼及其他宗教活动,有时一些全真大师的教诲也会通过会首进行传达。对于全真道士,会首要安排他们的食宿并负责陪同等等。这些会首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如宁海的周伯通就是舍宅建金莲堂,之后建“金莲会”的。马钰在《福山县周彬甫索》中云:“偶因牒发到乡来,得与周公屡接陪。”12同时马钰还有一首词名为《赠三光会首周彬甫》,可见这个周彬甫是三光会的会首,而“接陪”也很准确地表述了会首之于全真道士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会首是会社中接触全真大师最多最频繁的人,他所受的教诲也最多,对于全真道的认同也最深,所以很多会首最后会选择出家。可以说,会首也是全真道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他们在全真道教会中是一股重要的中坚力量。王处一有诗曰《福山张会首告出家》:“脱尘仙路好追寻,背境观心绝外音。业尽道生通秘密,周天闲采紫芝金”13,记述了一个会首出家的经过,这种情况当不在少数。
二是有一套完备的会规。王重阳传教初期所建的社与会,通过设立一整套规章制度来约束其内部成员,使组织更具凝聚力。王重阳创建的会社,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大会的形式,并通过提前发出通告对组织的意图和目的进行一定的说明。研究指出,每社成立,在第一次会上王喆要作一《开明疏》,介绍全真修炼方法、作用及创社的目的与要求,要信徒们“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14
王重阳文集中现存的《金莲社开明疏》与《玉花社疏》15,就是这种开宗明义的纲领性文件和会社的规章制度。在《金莲社开明疏》中,王重阳具体规定了金莲社的主要任务就是“显要全神,须令养气”,这就明确规定了这是一个以内丹修炼为主要目的的团体。在《玉花社疏》中则对团体的定位有了更明确地表述:“起置玉花金莲社,在于两州,务要诸公得认真性。”这就要求全真道的会社成员认清自身的定位,全真道与其他的旁门小术不同,是真正的修仙长生的道术,这种道术十分简便易学,又有无穷的功用。“性命之事,稍为失错,转乖人道。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净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诸公各怀聪慧,每日斋场中细细省悟,庶几不流落于他门。行功乃别有真功真行”。这就明确树立了全真正统的意识,要求全体会众以全真功法来修仙得道,是这个团体最根本的理论定位与宗旨诠释。
三是有明确的会费规定。作为一种实体的存在形式,会社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与固定的活动场所。全真道三州五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会众缴纳的会费。16“诸公须是助金莲,愿出长生分定钱。逐月四文十六字,好于二八结良缘。”17这就是明确要求,信众需每人每月交四文钱会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王喆》云:“在莱州立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千余人。”18如果人数真的达到千人,那么一月的会费也不在少数了。这些会费一方面用于金莲会的日常开支,另一方面作为会众积累功德的一种形式。19
四是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如此众多的会众集会,必然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据考证,“三州五会”在建立之前必须有一个庵或堂为据点,供王重阳及其弟子居住、修炼或讲道。20同时,“若会中有人对所讲经文或修炼方法颇感兴趣,也会另起一社,共创庵堂,请求主持”。21可见,这种庵堂就是会社具体的活动场所。王重阳曾有题为《赶出丹阳,不得在金莲堂住》22的诗,可见当时全真道士是住在会众建的庵堂中的。马钰的《文山七宝会众创庵告名因而示词》就具体记载了这种庵堂的创建过程和规制:“七宝庵中,三清门里,全真堂建相当。东西廊舍,堪可做云房。凿石名为丹井,水甘美、有若琼浆。玄玄处,修真环堵,幽雅不寻常。云朋,并霞友,微中讲论,妙裹斟量。处身心清静,便是仙方。调息如同龟息,命灯内、性月圆光。斋场上,文山道友,唱此满庭芳。”23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七宝会创建的庵堂为“七宝庵”,这与金莲会的活动基地是金莲堂性质是一样的,可以推断,其他三会庵堂的名字当与三会会名相同。
这种庵堂的建筑规制与以后的全真道宫观已经十分相似,最先是三清门,主要的建筑为全真堂,全真堂当为会众聚会修道事神的场所,其中有无神像,我们不得而知。其他的建筑还有可供道士居住的云房,属于全真道独有的修真环堵,应该是用于全真道士闭关静修的。另外还提到了斋场,这应该是全真道士为会众建醮的地方。从庵堂的基本规制看,它已经具备了后世全真宫观的基本雏形。所以赵卫东教授认为庵堂是全真道住庵制度的先驱24,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是三州五会的会众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有的会社每月聚会一次,刘处玄在一首诗中提到:“处玄到州,不要恁到。各各念道,始终常好。会上每月,不得求告。三请不来,不要有懊。”25可见每个月会社都要聚会一次的。有时在重大或特定的节日会众也会聚会。《丹阳马真人语录》有关于丹阳师父在龙门山重阳会上26教化道众的记录。“每年季春三月三日圣水聚会,是全真道士及会徒信众逐渐形成的习惯。”27
会社的作用及主要行为
全真道的三州五会及以后的会社主要的行为有修炼内丹求长生、建醮祈福、供养全真道士、创建庵堂、刊刻全真大师的文集等等。
王重阳创建三州五会最原初的目的就是教习全真派内丹功法,实现大众长生成仙的梦想。他在《五月一日》这首诗中说:“奉白金莲社里人,蕤宾月一起良因。诸公若悟灵山食,暗换长生不老身。”28所谓的“暗换长生不老身”,就是说会社的主要修为就是修炼内丹。因此,王处一把这种法会称为“修真法会”。王处一在《示众》诗中说:“修真法会信深洪,布祝先天大道通。无内化生闲活计,有中变炼好家风。清音历历冲云汉,玉性灵灵话正宗。传报世间明子细,东方云海证圆融。”29这就道出了会社主要的修行目的。
同时,为会众建醮以满足会众的宗教需求,也是当时会社的主要行为。刘处玄在一首诗中提到:“会首到,太守便相邀。请至藏春堂里坐,恁时早晚旦清朝。真福道能消。欲近醮,速去似风飘。道士灵虚分一半,小师同到应焚烧。贤圣在丹霄。”30这里简单记述了一名会首建醮的过程。王处一的一首诗名为《重阳节斋后会众求教》说:“法界同真会,斋余歇晚凉。千门簪瑞菊,万户庆重阳。”31这是关于重阳节的一次斋醮道场记录。《马钰集》中有一组《赠莱州醮首王永及众道众》32的诗,称做这种醮的目的是祈福消业。据《丹阳真人语录》载:“师还海上,人家皆严持斋戒投依”,这些道众这样做的目的是“愿随清会祈福,以消永业”33。可见为广大会众提供日常的宗教服务,也是全真道士的宗教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会社里凝聚的信众,对道门的各类宗教活动是有积极回应的。比如,前文提到的会社会众创建庵堂、供养道士的作用,在此不再赘述。而信众和道众刊刻全真大师的诗文集,传播道门宗旨的效应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范怿为王重阳的诗集做的序中称:“真人羽化之后,门人集遗文约千余篇,京兆道众聚材发椠,虽已印行,而东州奉道者多,以去版路遥,欲购斯文,不易得也。”34这显然是会社对道门的积极回馈,而反过来说,信众对道门回馈的热忱度也可以视为反映道门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作者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注:
 
1.关于王重阳建立三州五会的具体情况,现在的学术界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赵卫东教授在《金元全真道教史论》中的《“三州五会”的建立及其特征》章(齐鲁书社,2010年版)及姜守诚的论文《全真道三州五会考略》(《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5-110页)等。
2、4、5、8、15、17、22、28.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出版社, 2005年版,第255-256、178、180、141、159、141、241、157页。
3、9、19、20、24.赵卫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101、94-96、106、107、107页。
6、12、23、26、32、33、34.(金)马钰(著),赵卫东辑校: 《马钰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11、67、155、254、79、248、2页。
7、13、25、29、30、31.《谭刘王孙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23、282、117、263、142、323页。
10.萧进铭:《光、死亡与重生——王重阳内丹密契经验的内涵与特质》,《清华学报》第37卷(1),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07年6月。
11.《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19册,第724页。
14、21.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693页。
15.《王重阳集》第159页。
16.其实,联系后来的会社发展情况看,很多宫观在修建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会社有力的支持,这也很可能是会社会费的一个重要用途。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论述到,在此不多叙述。
18.《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册,第416页。
27.姜守成:《三州五会考略》,《宗教学研究》, 2001年第2期,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