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市西郊的筌塘村桃花江畔，立有一尊明代石塔，被当地村民称为镇妖石，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于上世纪80年代将其定名为筌塘河伯石塔，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这应是一尊崇奉真武的明代道教石塔，其建造与筌塘村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及历史上频繁遭受水灾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当地民众道教信仰的某些特质。
形制与主神
塔是佛教中常见的一种建筑物，亦为其他宗教所采用。道教和民间信仰有时也营建一些塔形建筑，但这些塔形建筑与佛塔在具体规格等方面存在差异。
桂林筌塘村的这尊明代石塔，通高2.27 米，为石灰岩凿造，其基座分上下两层，下座已埋入土中，仅露出边角，上座为方形，比下座略小；塔身为实心，由下部石柱、上部柱头及阁式檐枋组成。与明代佛教经幢层级塔式的渐进特征不同，此塔上下两部分区别明显。下部石柱平面略呈正方形，柱底与基座连接处阳刻莲瓣纹，下部石柱高度约占整尊石塔的二分之一；上部柱头为整个石塔的主体部分，略呈下大上小的棱锥形，东面刻有一身神像，北面刻有一通道符；柱尖呈葫芦形宝顶，下接檐枋。综合来看，这尊石塔与明代中期的佛教经幢形制相近，亦称幢式石塔、石幢，是一种规格较小的塔形建筑物。
在这尊石塔的下部柱身西面刻有“嘉靖十一壬辰太岁四月吉日众发善心命匠囗囗”凡二十字，这也是石塔本身附带的唯一文字信息。由此来看，该塔虽被定名为河伯石塔，但石塔本身提供的文字信息并没有表明其崇奉的主神为河伯。考诸《明史》以及当地方志文献，亦未见这一地区存在河伯信仰的记载。那么，这尊石塔所崇奉的主神是谁呢？
石塔上部柱头东面所刻神像挺身而立，头发向后披散，不着冠帽，亦无发髻；戎装飘带，右手高举长剑，左手结印于胸前，足踏龟蛇；既显将帅之威严，又有羽士之高逸。这是宋元以后真武像的常用造型，多见于这一时期的道教宫观造像、壁画等实物中。
明代是真武信仰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崇祀真武的宫观庙宇。真武信仰在明代桂林地区也非常盛行，今桂林市普陀山北麓有明代修建的真武阁，其中的“龟蛇合一”石雕保存完好。据明代摩崖石刻《顾兴祖重修真武庙像记》，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1423）桂林七星岩有庙宇崇奉真武神像。1 另据《唐凤等塑装真武殿记》记载，宪宗成化七年（1471），桂林府灵川县人唐凤等“发心备资，命匠塑装天地水府三官大帝全堂真武殿”，以祈“夫妇齐眉，消除刑克，先祖生天，子孙蒙福”。2 依据这些资料，奉祀真武之风在明代已深入桂林民间。因此，桂林筌塘村的这尊石塔，亦反映了嘉靖年间真武信仰在该地区的流行情况。
功能与动机
当地方志记载，筌塘村西南土山上旧有庙宇，称为福神观，住有正一道士数人，清末尚在村里从事打醮和超度亡灵等宗教活动。后庙宇被毁，道士不知去向。而依据石塔上所刻文字可知，昔日筌塘村民众发心雇请工匠建造了石塔。此事并未载于官方史料或方志文献，一则可能由于规格较小，易被忽略；二则可能由于其建造属于乡民社群的自发行为，是处于官方祀典及宗教制度之外的信仰实践。
这尊石塔建造于桃花江畔，但供奉的主神并非河伯。乡民建塔的动机以及希望石塔发挥什么宗教功能呢？这也许需要从当地的地理环境说起。
筌塘村地处桃花江中游流域，沿岸河面宽窄变化较大，而坡降较缓处多淤塞成为堰坝陂塘。据清光绪《临桂县志》等当地史志文献记载，早在唐宋时期，筌塘村桃花江沿岸乡民就开始引渠屯垦或因陂养鱼以为生计，村名筌塘中的“筌”即意指捕鱼之具。然而，桃花江沿岸地区同时也是水旱灾害频发的区域，尤其是明代中期暴发的几次严重洪涝灾害对这一地区农业、渔业生产破坏很大，筌塘村毗邻桃花江的稻田、堰陂常因洪涝而废。据清光绪《临桂县志》记载，明成化十三年（1477）六月、正德十一年（1516）五月、嘉靖十年（1531）四月，桃花江流域三次暴发大规模洪灾，临桂、灵川等县损失惨重。其中，“嘉靖辛卯十年四月大水”甚至波及桂林城区，导致同年秋瘟疫流行，居民大量染病死亡。3 据此推测，村民在洪涝、瘟疫暴发的次年，即嘉靖十一年（1532），在桃花江畔建造真武石塔，很可能与洪灾和疫情有关。
真武形象在明代虽然已完成了人格化的转变，但仍保留着玄武作为北方之神的方位属性。北方在五行中主水，故玄武（真武）亦为水神。筌塘乡民建立石塔并雕刻真武像，很可能与祈江河安定、保护农田生产有关。此外，在明代道教信仰中，真武已成为法力无边、除妖驱邪之神，“极能降服邪道，收斩妖魔”4，民间多崇祀以祈消灾辟邪。道教和民间观念认为，瘟疫等疾病皆由邪鬼所致，洪涝灾害由水妖引发，建造刻有真武像的石塔则可以镇水妖、止洪涝并消弭灾后可能出现的瘟疫等病害。石塔上部柱头东面所刻真武手举长剑的形象，正是要突出其除妖斩魔的威武形象及神圣功能。
这种驱邪避害的目的也反映于石塔上部柱头北面所刻符箓。值得注意的是，真武像与符箓皆朝向毗邻桃花江的一侧。石塔的设计建造者可能有意识地将真武像与驱邪符咒结合，以应对邪妖鬼祟引发的灾害，助其发挥斩鬼辟邪、福佑生人的法力。
（作者王群韬单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