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人物•访谈•观点 > 陈国符与《道藏源流考》之新修订版
陈国符与《道藏源流考》之新修订版

 

先师陈国符教授和先师王明研究员都是中国道教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特别是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道藏》的名著。他被日本学者称为全世界研究《道藏》的“第一人者”,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
1979年9月3日至9日,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举行,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会议。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直至“文革”,在中国大陆一直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他们两位了。
陈国符教授1914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四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市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其母吴静贞乃江阴名媛,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少年时代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又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的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陈国符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1942年,年仅28岁的陈国符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并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生于1897年,比陈国符年长17岁。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曾随钱昌照等人赴台湾接收日本留下的造纸厂。1947年又应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教授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陈国符于是辞去南京的职务,回常熟家中与本邑女子孙曼华完婚,并于1948年携妻北上,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在国内首开纤维素化学课程,并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邻相通,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的一些论著多由杨石先推荐出版。“文革”期间,陈国符教授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也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他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阅读《道藏》。《道藏》卷帙浩繁,他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余,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的出版,并为之作序。陈国符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就曾广泛阅读有清一代国学大师的著作,尤其推崇王国维的学问。据其《简明自传》云:“先父喜购书,家中藏书不少。我自幼喜欢博览诸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至1942年我的知识范围已包括文史、戏曲、金石、营造学等。1942年春,在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始得见如此卷帙浩繁之《道藏》”,“《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的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又花数年时间反复修改,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在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经罗常培推荐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道藏源流考》,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给陈国符阅览《道藏》提供便利,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亦在学问上和他多有切磋。
《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称陈国符教授是“道教炼丹术与早期化学的阐明者”,“是道教文献与炼丹史的权威”。在1972年于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指着主席台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与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1985年他去香港参加道教法事音乐研讨会,一位美国教授对他说:“你是中国的国宝。”许多与会者说:“没有《道藏源流考》,我们就无法进入道教王国。”
后来陈国符教授又对中国古老神秘的炼丹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外丹黄白经诀》,进行了词意考,并用音韵学考据出经诀的写作年代,发现了一些《本草纲目》中未见记载的中草药和许多无机药物。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他的另一部名著《道藏源流续考》中。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关注着他这一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有幸跟随恩师杨石先教授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并结识了其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从此,我对《周易参同契》这本书产生了研究兴趣。1982年春,杨石先教授在天津家中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称赞他是学术界文理兼通的奇才,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还吩咐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六村一号楼三门201室拜见陈国符教授。陈国符教授家中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要求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听他讲一个小时的课。我于1982年3月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教授。
陈国符教授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去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他说,要做他的学生就必须狠下心来通读5485卷全部《道藏》。陈国符教授自幼文理兼修,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烂熟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教授说:“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去。那时他正修订自己的《道藏源流考》,书上有许多改笔,还有没出版的《道藏源流续考》书稿和论文,都嘱我复印后细细阅读。那是一段十分紧张而又疲于奔命的日子——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又到图书馆读书并将重要资料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教授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嘱我帮他查资料整理。
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读到此文后,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当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后很惊异,特别是知道陈国符教授曾指导我研究《道藏》,就更为赞赏,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1984级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作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教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研究员8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这期间,我和陈国符教授续有交往,特别是1993年我收到陈国符教授寄来的一张贺年卡,邀我到他家谈论学术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是与陈国符教授14天的师生之谊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和学术之路,他确实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恩师。
陈国符教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并送来4麻袋陈国符教授生前留下的资料。我随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几度寒暑,已经完成了上册的整理,原计划于2006年底完工出版《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然而没想到,我在2006年春患了“基底细胞癌”,2009年又患上“特发性震颤”,难以继续工作。我建议台湾学者李显光先生认真学习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由此入门突破学术难关。几年后,李显光先生摸清了陈国符教授写作《道藏源流考》的规律,并具备了考据学的功力,水平已非止一般。这时我所患病基本痊愈。更可喜的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给予资助,遂确定和李显光先生共同承担了此书的整理。今年是陈国符教授的百年诞辰,我和李显光先生已将《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整理完毕,中华书局将在陈国符教授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隆重举行此书的首发式。
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我虽仅受教14天,但他指导我写出的那篇《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却改变了我的命运。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修订版早日问世,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国符教授之教泽。值此陈国符教授百年诞辰之际,仅以此文以志纪念。
文/胡孚琛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