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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教对物种保护的贡献
李远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生物物种是构成我们所生存的大自然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基本要素，因为正是天地间成千上万的生命载体，亘古至今，绵延繁衍，使得这个万物并居的地球成为一只充满绿色生机的生命之舟。显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必然要涉及到对物种的保护。以便确保物种的多样性和基因库的发展，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对此，早在 1980 年 3 月 5 日便公布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这份由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起草、经联合国环境计画委员会等有关国际组织审定的文件中，明确地提出了保护生物资源的目标： (1) 保持人类及生物的生存所需要的生态条件。 (2) 保证遗传 ( 物种生存和繁殖 ) 的多样性。 (3) 确保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延续性利用。从此，对自然界物种的保护开始进入一个国际性全面合作的历史阶段。现实的工作需要历史的回顾，探索、总结前人的经验，以促进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那么，在这场关系着全人类未来命运的环保运动中，道教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经验呢？这里仅就物种保护方面，论述道教在历史上的贡献。
一
对于一个社会的贫穷或是富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其评判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那么，道教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东汉成书的《太平经》中指出：“富之为言者，乃毕备足也。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故上皇气出，万二千物具生出，名为富足。”所谓“万二千物具生出”，是广义而言天下动物、植物皆兴旺生存，一派繁荣景象，这就是“上皇气出”的太平盛世。反之，物种不足万数者，故为“小贫”；物种越来越少，便为“大贫”；当万物悉伤时，“无瑞应，善物不生，为极下贫”，“为衰家也”。至此帝王愁苦，天下大乱，万物俱毁。如此惊世骇人的言谈，早在道教成立之初即已提出，显示了道教思想家们对社会发展与物种保护之关系的冷静观察与精辟见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助天生物也，助地养形也”。“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 [1]
应该看到，自生命体第一次出现以来，消亡就是生命面临的现实。目前地球上存在的几百万种物是曾经存在过的大约 5 亿种物种的幸存者，以往的消亡几乎都是自然过程引起的。但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到了今天，人类的行为已是物种灭绝的最主要因素。物种的平均生存时间约为 500 万年。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在过去的 2 亿年中，每百万年平均有 90 万种消亡，即平均每一又九分之一年灭绝一种物种。而现今由于人类引起的灭绝速度要高出数百倍，或者很可能是数千倍。 [2]除非迅速采取全球性的保护措施。否则可以预料，目前存在的物种中至少有 1/4 ，可能 1/3 甚至更多将会失去。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曾指出：“生物资源的保护，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中的无生命元素，对于发展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 ］ “ 应明确阐明物种和遗传多样的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一思想”。 [4]那么，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道教在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物种方面，又有那些作为与贡献呢？
首先，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万物生命的尊重，道教中人非常重视对物种的保护，希望建立一个万物均安的世界。《太平经》说：“风雨为其时节，万物为其好茂，百姓为其无言，鸟兽行为其安静，是其效也。故治乐欲安国者，审其署置。夫天生万物，各有材能，又实各有所宜，犹龙升于天，鱼游渊，此之谓也。” [5]在《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中，描述了以昆仑神山为中心的诸天世界的千姿百态，昆仑山以金银、琉璃、水精作之，有大海、粟金、刚铁、大风、金光，其周围四方遍布万物，有“帝王臣民、龙鬼螟飞、行蠕动之类”，或夭或寿，或善或勇，各禀其性，“尽其本寿，不遭枉横。”这是道教理想中的仙境。但若人类好杀众生，“射猎为事，屠割为业，不知修福，但行恶事”，以致天怒神怨，劫难降临，万物皆亡，天地同毁。“先为小劫，后为大劫。小劫至时，阴阳气变，水旱不调，五谷匮乏，一切木石草棘及众生指爪尽成刀剑，互相杀伐，人民死尽，兼人命短浅，忽自诳惑，七日之内相杀都尽，是洪水滔溢，洗荡天地山川，改换土地平坦。”至于大劫，更是令人恐怖：“大劫先起，二日并出，乃至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时俱为，是数亿万年河海干涸，众生死尽。”曾可谓“永劫无出期，衅毒由身植。”可见，在道教看来，对动物植物的保护，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善良的理念，而是关系着天地生育、万物共存的根本大计，对动物植物的无情残害，归根结底亦是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一个唯有人类、没有草木虫兽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就是“九幽地狱”—— “ 纵横数十万里，其中冥冥，尽是罪人。”
站在热爱生命，保护生态的立场上，道教思想家猛烈的抨击了那些肆意杀生害物的种种恶行。晋代鲍敬言指出：混沌以无名自然为贵，群生以得意自适为欢。“故剥桂刻漆，非木之愿。拔裂翠，非鸟所欲。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轨运重，非牛之乐。诈巧之萌，任力违真，伐生之根，以饰无用，捕飞禽以供华玩，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 [6]五代谭峭《化书·畋渔》宣称：大禽兽与人类有多大的差异呢？它们亦“有巢居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乌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万物之中，五常百行，无所不有也。而教之为网罟，使之务畋渔。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夺其亲爱，非义也。以斯为享，非礼也。教民残暴，非智也。使万物怀疑，非信也。夫臭之欲不止，杀害之机不止，羽毛虽无言，必状我为贪狼与封啄。鳞介虽无知，必名我为长鲸与巨虺也。胡为自安焉，得不耳耻吁！直疑古无君子。”严厉地批判了各种只顾满足少数人的私欲而大肆杀害动物的恶行，将他们等同于贪得无厌的豹狼与毫无道德的野猪。
从万物有灵的观点出发，道教认为动物植物皆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即《太平经》中所说的“有德有道”。如草木能够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故谓之“神草木”；禽兽亦能治病，故称之为“天上神药”、“地精神药”。人们可以使用许多野生物种以制造药物，治疗疾病，这是物种在保护人类健康上的巨大价值。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中所有药品配方的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野生生物。时至今天，在全世界，这类由野生生物制成的药品或药材，包括无配方的野生物药材及成药的商业总价值，估计每年多达近千亿美元。此外，野生物种也使现代农业、工业、科技等获得了难以计算的丰厚利润。宗教的、伦理学的、文化的、美学的和科学上的考虑，都为物种保护提供的充分的理由。但对那些要求算帐的人来说，仅物种遗传物质所固有的经济价值就是以为物种保护提供根据，因为对物种保护的投入在经济上也被证明是正当的、合算的。
在利用万物、为人造福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的基本原则是善待其生，尽其物用。《太平经》说：“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有可贼伤方化，须以成事，不得已乃后用之也。故万物芸芸，命系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万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为人王长者，不可不审且详也。”［ 7 ］ “ 审”，即慎重审察，不可掉以轻心，暴殄万物；“详”，即详细周密，考察物种的来源、特性及功能、用途。在观察自然、审用物种方面，道教中人可谓典范。用李约瑟的话来说：“道家的洞察力是如何之深邃，可见之于美国大昆虫学家惠勒和伯格曼的精彩论文。”［ 8 ］“ 因为老子是最懂自然的人。”［ 9 ］
二
从热爱自然，珍惜生命的基本理念出发，在对各种生物种类的收集、辨别、分析、研究方面，道教中人是下了大功夫的。由于炼丹修仙、治病求人需要，许多道士常年隐居深山老林，寻找各种各样的仙药灵草。据《抱朴子内篇·仙药》所载，道教的仙药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金石矿物类药，包括贵重的金、银、珠、玉，大都列为上品。第二类是五芝，“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许种也。”芝草本为秦始皇时方士所重，许慎《说文》解为“神草”，现代医学亦证明灵芝草确有益精气、强筋骨、健脑安神之功，为治疗神经衰弱、慢性支气管炎和健身益寿的良药，方士道徒们发现这一菌科生物乃是医药学上一大贡献。葛洪在《内篇·遐览》中已着录《木芝图》、《菌芝图》、《肉芝图》、《石芝图》、《大魄杂芝图》各一卷，而《隋书·经籍志》中竟有《种神芝》一卷，看来在隋以前修仙的道士中当有人工引种灵芝草的。今《道藏》中即收有《种芝草法》，述老子向黄帝传授种芝秘法，谓“服此四芝，皆长生不死”。葛洪所说的五芝，多为世间罕见神奇之物。如石芝一类，就包括石象芝、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石蜜芝、石桂芝、石中黄子、石脑芝、石硫黄芝、石硫丹等百余种，大多存于海隅名山、石崖洞穴、悬崖危岸之处，甚为隐秘难得，大抵为石珊瑚、石笋、滑石矿、古动植物化石之类以及被雨水浸蚀的山洞矿层中包含着的未凝固的天然矿物质。其它的木芝类有木威喜芝、樊桃芝、参成芝、木渠芝、建木芝、黄卢子、寻木华、玄液华、黄孽檀桓芝，草芝类有独摇芝、牛角芝、龙仙芝、麻母芝、柴珠芝、白符芝、五德芝、龙衔芝，肉芝类有万岁蟾蜍、千岁蝙蝠、千岁灵龟、风生兽、千岁燕等，菌芝类“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侧，其状或如宫室，或如车马，或如龙虎，或如人形，或如飞鸟，五色无常，亦百二十种，自有图也。”概而言之，菌芝为灵芝草类菌科生物，肉芝则为一些珍稀罕见的动物，草芝则为山林密处中难见的奇花异草，木芝则为树脂一类树的分泌物，或为树木的寄生物，或是一些珍奇植物和稀有蕈类。道教认为，这些生长在深山密林、大海绝域等人迹罕至的地方的稀奇古怪的动植物和少为人知的矿物，往往会有长生的神效，于是他们争相寻觅这些神秘的仙药，而五芝便是这类仙药的代表。
北宋的道书《太上灵宝芝草》中，列举了 127 种灵芝，谓食之可以不老得仙。每种芝草先出图一幅，并附短文，介绍该灵芝的产地、形状、药性及功效。如青玉芝生于杨州山，其味甘酸，其形状共四重，第二重有二枝，盖、茎并皆青色。“北方芝生于名山之阴，黑盖，茎三枝并生，其味甘美，食之仙矣。”“鸟威芝生于南岳丘山之阴，赤盖，黑茎，其味酸，食之令人身轻不老。”“赤松子芝生于山，有千岁松树者，生于其间，状似木人形。”此外，龟威芝生于常山深渊，龙威芝生于太山之阴，火精芝生于霍山之阴，水神芝生于恒山，玉精芝生于大海中，云精芝生于华山，其产地分布三山五岳、深渊大海，可见道士们为了寻找、收集这些物种，的确费尽了千辛万苦。道书中所记芝类虽语涉怪异，但不可一概视为虚谈。在各种各样的灵芝中，除了被误认和故意神化的因素之外，由于上千年来自然生态的退化和珍稀生物的灭绝，今天已不可能将它们一一考明。但道士在寻求五芝的过程认识了许多珍奇生物的药理作用，扩大了祖国本草医药的范围，功不可没。当然，这也有功于物种的收集、研究与保护。
葛洪所说的第三类仙药是一些具有滋神作用的草木药，多为《神农本草经》中所收载，至今亦常在健身补脑、益寿延年的方剂中采用，从采集物种、保护物种的角度上看，道教的这类药学著作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资源。如陶弘景所撰《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收有药物 365 种，包括草部、木部、谷部、石部、虫部，可谓之南朝时期一部物种辞典。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收有药物竟多达 873 种，并详述其产地、药性、功用，分门别类，系统规范。《道藏》中尚收有《图经行义本草》四十二卷，共收药 1042 种，分为十部，计玉石部 163 种，草部 345 种，木部 172 种，人部 13 种，兽部 54 中，禽部 38 种，虫鱼部 111 种，果部 42 种，米谷部 41 种，菜部 63 种。各种附产地、图形，释以性能；广引《图经》、《唐本》、《外台秘要》、《圣惠方》、《经验方》、《千金方》、《肘后方》、《齐民要术》、《药性论》、《太平广记》、《续齐谐记》、《丹房镜源》、《博物志》、《述异记》、《南方草木状》、《太清石壁记》等百余种方书类言及陶弘景、孙思邈、青霞子、日华子、雷公、陈藏器、郭朴、陆机等历代名流语作注，内容涉及之广博令人惊叹，它不仅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药类本草经典，同时亦当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物类大全，其中饱含着道教对中华生物种类的采集、研究、保护的心血。类似的书籍在《道藏》尚有许多，如《白云仙人灵草歌》、《石药尔雅》、《神仙服铒丹石行药法》、《神仙服食灵草菖蒲丸方》、《纯阳吕真人药石制》、《巨胜歌》、《太极真人杂丹药方》及多达几百余部的外丹丹经、养生要籍中，都保存着有关物种研究、物种保护的许多珍贵史料，这是道教留给今人的一笔财富，应该珍惜并加以利用，以造福当代社会。
在采集、研究、保护物种的活动中，道教中人曾走遍了中华广漠辽阔的大地，无论是在名山大川、江海湖泊，还是在大漠雪域、穷村僻址，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脚迹。就道徒们修真求仙的洞天福地而言，多达上百处，每一处洞天福地，也就是一所采集物种、保护物种的基地。
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祖庭，从汉代至清，高道辈出，宫观遍布。从上清派初祖三茅真君开始，历魏华存、陶弘景、孙游岳、司马承祯、刘混康等历代宗师，他们都亲自采药炼丹，致力于对各种物类的研究与保护。在元刘大彬《茅山志》中，记述了茅山特有的神芝奇药 36 种，如龙仙芝、参成芝、燕胎芝、夜光草、萤火芝、禹余粮、黄精、何首乌、菖蒲、茯苓等。还有许多名木异卉，如东晋许长史手植的左纽桧，展仙人遗种的白李，钱妙真所种的鸳鸯树。还有一株经台柏，则系宋末一道人自陕西老君说经台移植，“此檀亦翠碧，非凡木也”。可证道士们不辞千里之劳，移植各种名贵珍异树木，于洞天福地加以保护。时至今天，茅山的古对仍闻名遐迩，种类颇多，形态奇特，实属罕见，如三百多年的糙叶树，五百年的枸骨树，还有相传陶弘景手植的金边玉兰。这些即是文化历史遗产，亦是珍贵的自然资源。
罗浮山广袤二百五十余里，流泉飞瀑九百八十多处，山间悬崖怪壑，乱石丛林，形态各异，气象万千，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衍生出众多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故吸引了历代众多的高道来此隐居修道，采药炼丹，如安期生、朱灵之、华子期、王方平、毛公汉、阴长生、葛洪、鲍姑、黄野人等。据酶醪洞庄《浮山志》所载。罗浮山的珍异物类主要有古木、巨竹、禹余粮、鬼竽、枫林、葵叶、麦菜、茨姑、茭笋、水芹、支雾茶、石鳞鱼、鱼、山花鱼、红鱼、山猪、山羊、黄、野、竹鼠、山鼠、红蟹、金虾石、无督、五色雀、青鸟、杜鹃、赤白鱼、山、木客、古杉、万寿藤、灵芝、天葵、风兰、石莲、桂花寄生、松黄等，其观察之细致，记录之详尽，犹如一份科学考察报告。以下这段文句，即取自《浮山志》：“百花径大蝴蝶，两翼如扇，红黑金采，名小凤凰，此人所知。偶得两茧，蝶出径尺，纯白，左右四太极晕，作红黑文。外来一蝶，无异烟绡雾壳，羽衣蹁跹，道众传观，诧为稀有。两头蛇，大不逾指，颈颈相连，四目，二口两舌，并吐绿质白章。五色蜘蛛，身微长，文彩烂斑，足长五六寸，其行甚疾。”显然，这些记述皆出自细心观察、对比研究之后的成果。
武当山方圆八百余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以及众多的池、泉、潭、溪，错落有致，相互映衬，真可谓“绝胜之境”。由于地处中纬，阳光弃沛，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使这里成了一个绿色生物世界，有近三千种植物和五百多种动物在这里安营扎寨。据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记载，山中尚有许多珍禽异兽，如黑虎、白蛇、灵鸟、白鹇、锦雉、飞鼠、我师禽、半部乐，其奇草灵木有万松、千年艾、榔梅、蕙兰、葛乳、松萝、天花、云竹、莎萝树、芒骞树、石灯心等，这些皆为该地特有物种，非常珍贵。时至今天，武当山尚有银杏、青果树、水青村、天竺桂等十多种植物为国家二、三保护植物，老虎、金钱豹等稀有动物仍时有发现，各种鸟类亦自由地生活在丛林之中，所有的这一切，都与道教致力对武当的建设与保护分不开的。
青城山为传说中的“神仙都会”，它上承昆仑仙术，下启张陵正一大道，道教发详圣地。山中多珍异之物，尤以灵药名茶闻名。共珍异物种有瑞圣花、红桅子花、牡丹、金星草、紫花梨、天师栗、古银杏、蹲鸱、薯药、灵竹、灵芽、桐花、桐花凤、护花鸟、枭鸟等。
此外，遍布中华大地的洞天福地，三山五岳，都生长、繁殖着大量的生物、植物种类，而身居其境的历代道士们都始终关心着山山水水的物种保护，并把他们自己的观察、研究心得写进了各种各样的名山志、宫观志及相关的道书中，从而为今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些名山宫观中，不仅留下了道教前辈们亲手种植的奇花异木，并且还制订了道观规法令，以道教的戒律及法令来监督对环境与物种的保护。
在西岳华山有许多处神林，“禁人采伐，如有犯者，立祸于身。”这是用信仰的力量来保护华山的森林。又有神姑林，“其林合围松数万根，禁人樵采”。还有晋代古柏几千根，“两傍烽堠以千字文为号，禁人牧放樵采”。［ 10 ］为了保护茅山的动物植物，在高道李玄静的感召下，唐玄宗曾下诏明令：“茅山神秀，华阳洞天，法教之所源，群仙之所宅，固望秩之礼，虽有典常，而崇敬之心宜增精洁。自今以后茅山中令断采捕及渔猎。”至文宗大和七年 (883 年 ) ，朝廷再次应道士孙智清等所请，又下“大和禁山刺牒”，严令“茅山界内并不得令百姓戈猎采伐，及焚烧山林。 ” 延及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年，针对一些不法分子肆意樵渔猎，焚烧山林，真宗亦发“敕禁山”令，“于茅山四面立定界上，严行指挥，断绝诸色并本山宫观祠宇主首以下，自今后不得辄有樵采斫伐，及故野火焚。常令地分巡检官吏、耆老壮丁，觉察检校。如有违犯，即便收捕，押送所州县勘断，一律严惩不贷”。对于一些老残枯树，需要砍伐，亦必须经宫观主持与州县官府共同研究，“勒定数目去处，常依时栽种补填，务需别无空阙”。［ 11 ］如此严厉的法令，这在中国环境保护史上亦是一笔重彩。
总而言之，道教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始终一贯，并上承秦汉道家传统。从老子、庄子开始，道家即关注天地万物的生存状况，并主张善待万物，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没有勘天役物的思想。庄子化蝶的寓言最能体现道家人天和合的境界，当庄子梦为蝴蝶时，他感到“自喻适志与”。这个蝴蝶，代表了人融入自然、齐同万物时，那种美好的黄金时代，而此种转变，是经过精神上的一个蜕变过程，即生命的实践过程。也只有经过了这样一个实践过程，才能达到人生圆满、美的境界。归根结底，道家、道教在物种保护方面的所有所为，都是根基于他们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教理教义。现代科学事实证明，所有生命和一切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事物，都是处在宇宙循环往复的动态平衡之中，人类本身就受到植物周期性、海水周期性、天体周期性、原子周期性以及化学生物周期性的密切影响，人与动物、植物同处在地球上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之间的生物圈链之中，而形成一大关连的系统，其中任何一系统遭到破坏，势必辗转地影响到其它的生命链。人类若不改变对待其它生命体 ? 动物、植物等的恶劣态度，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生态失调，从而无形地加速了大地与人类的死亡。
道教的大师们虽非环保专家，但其主张自然平衡、冲气为和的原理、力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的行为，是现代社会追求生态平衡的不二法门，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三
从秦汉到明清的二千余年之中，道教史上有许多致力于维护生态、保护环境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普遍慈悲为怀，以拯救万生命为己任，道德高尚，修持精深，故被世人目之为神仙，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下面介绍一些代表人物。
祝鸡翁，秦时洛人。据《列仙传》记载，他在尸乡北山下养鸡育种长达百余年，规模颇大，种鸡有千余头，任其自由地在山中生息，“暮栖树上”，每一头鸡皆有名字，“欲引呼名，即依呼而止”。后来祝鸡翁又去吴地，作养鱼池，饲养各种各样的鱼类。鱼池傍的吴山上，又有白鹤、孔雀等珍稀动物，“常止其傍”。年来这位祝鸡翁对于鸡禽鱼虫非常热爱，正是出于保护、殖育这些动物，他才奔波各地，建立养殖保护区。他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商业上的利润，因为他“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这种与物致化的精神，深得时人赞誉：“人禽虽殊，道固相通。祸翁傍通，牧鸡寄欢。有鳞道洽，栖鸡树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李奚子，据载为晋时东平太守李忠的祖母。《墉城集仙录》云：其心性善良慈悯，多行善助人，兼及动物，以阴德为事。“每兴一事，务于救人，大雪寒冻，积稻及谷于园庭，恐禽鸟饿死，其用心如此”。故人们谓其得道成仙，“而居华阳洞宫中也”。
韩西华，亦为一名热爱生命、保护动物植物的志愿者，《墉城集仙录》说：“韩西华，不知何许人也。慈爱于物，常行阴行，至于蛸翘微命，皆爱而护之。学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董奉，字君异。三国时候宫 ( 今福建闽侯 ) 人。《神仙传》称其精医学养生之道，交州判史杜奕得毒病已死三日，董奉以三丸药纳口中，食项即目开手足动，得以救治。后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取报酬，“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这种奇特的方法，使得庐山增添了一大片森林，为老虎、珍禽等动物提供一处安养生息的天地，曾可谓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的一大功绩。不仅如此，董奉还在林中设立仓库，时人欲买杏时，可将谷物放在仓中，自往取其相同价值的杏子，“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这样一来，又帮助许多贫困无助的人们。如此高尚的道德情操，感动了历代的民众，道教将其列为神仙，后世每以“杏从春暖”赞誉道教医家的崇高医德人品。
郑思远，东晋时著名高道。据《神仙传》载，郑思远隐居庐江马迹山，慈爱济物，仁及鸟兽，所住山中有老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惊逸，虎子未能得食。思远见之，将还山舍养饲，虎父寻还，依思远”，从此三虎相伴郑氏，形影不离。后人对于这种善待动物、仁及鸟兽的行为大加赞扬：“《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思远可谓上善者也。至于养道林泉，仁及鸟兽……可谓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12 ］
陆法和为北齐隐士，不知何许人也。他隐于江陵百里州，其衣食居处如同苦修行者。或自谓出处嵩高，遍游名山，即入荆州。他随缘劝化，或显神迹，或示因果，规劝人们爱护动物，切勿滥杀无辜，据《北齐书·陆法和传》记载，他曾在襄阳城北大树下，令弟子掘之得一巨龟，身长尺半，法和谓此龟已有数百岁，放其归山，“龟乃入草”。有人戏截蛇头，来诣法和。法和说：“汝何意杀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见蛇头裆而不落。法和使忏悔，为蛇作功德”。陆法和飘泊江湖，所泊之处，“必于峰侧结表示：此处放生。渔者皆无所得。才有少获，辄有大风雷，船人惧而放之，风雨乃定。晚虽将兵，获禁诸军渔捕，有窍违者，中夜猛兽必来欲吃之，或亡其船缆。”这些记载虽颇神奇，但陆法和苦心劝化、保护动物的善行是值得嘉许的。
李元基，为唐代道士。据《南昌郡乘》记载，唐武德年间 (618 — 626 年 ) 隐居建昌葛山，精通道术，以符水丹药救人无数，且仁及禽兽，凡遇动物有急有难，务必拯救，“探虎骨，针鹊影，活鱼鳖，甚众”。与动物亲善相处，有人“见元基跨青鹿行如飞”。
太白老人，为唐代隐士，姓氏生平不详，隐居陕西褒中太白庙。唐玄宗开元初 (713 年 ) ，有百余名巴人入褒中随山伐木，到太白庙前，见有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巴人大喜，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载帽柱杖而至，劝阻巴人说；“这些都是神树，不能砍伐，必须停止。巴人不听仍伐。老人说：“若再不止，汝当俱死无益。”巴人仍不觉悟。“老人乃登山呼斑子，条尔有虎数百头相继而至”，伤其恶人向将松林护下，世人传说，这位老子就是太白神。
孙思邈，他不仅是一位大医学家，亦是一位保护动物的志愿者。《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九载；“常蕴仁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济物为功。”一次偶出路行，见牧牛童子捉杀一条小蛇，小蛇已受伤出血，“思邈求其童，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裹，放于草风。”类此的救护事迹甚多，后人评论说：“小蛇之伤，昆虫微，尔思邈以药封而放之，其德及昆虫，非人可乃。至于龙宫之报，感灵异之若此。《道德经》曰：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孙思邈以之。”
边洞元，唐开元时幽州女道士。据《塘城集仙录》记载：“幼而高洁每慧，仁慈好善，见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之未获间志忘其饥渴。每霜雪凝涸，鸟雀饥栖，必求米谷粒食以散喂之。岁月既深，鸟雀望而识之，或飞鸣前导，或翔舞后随。”后至成年不嫁，入观修道，多贮五谷之类，“每朝于后庭散米谷以饷禽鸟”。倘遇岁饥，又分所贮米麦以济贫者。如此行善积德，始终不懈，“三十年积聚五谷，饷饲禽虫”。以至道成功圆，传说飞升成仙。
王柯，字仙柯，四川青城横源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九云：“形状异常，幼颖异拔，俗家巨富，不以经意，长则仁慈好善，见老弱穷困者，恻然哀之，形于颜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时，施粒食以济禽鸟。”如此善待万物，道备功圆，相传于高宗仪凤三年 (678 年 ) 飞升成仙。
马维藩，字介夫，号静元。明万历间安肃人。初为儒生，后遇异人授以方外之传，遂觉悟而入道。《保安府志》说：“维藩素慈祥，乐接引，于芽甲草木、含息蠢动之微，皆不欲伤之。与乡人言惟种阴德、存天理外，无长语。乡人皆敬信之。”
总而言之，道教中人在保护环境和保护动物植物和珍稀物种、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始终一贯地身体力行，这种优良的传统非常可贵，应该总结、继承并光大发扬，并融入当代的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
注 释 ：
［ 1 ］见王明《太平经合校》第 32 页。
［ 2 ］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着《我们共同的未来》第 130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中文版。
［ 3 ］见《我们共同的未来》第 126 页。
［ 4 ］见《我们共同的未来》第 142 页。
［ 5 ］见《太平经合校》第 205 页。
［ 6 ］见《抱朴子外篇·诘鲍篇》。
［ 7 ］见《太平经合校》第 174 页。
［ 8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 67 页。
［ 9 ］见同书第 179 页。。
［ 10 ］见王处一《西岳华山志》。
［ 11 ］见刘大彬《茅山志》卷二、三。
［ 12 ］见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四。
